什么是“9·18事变”
九一八事变经过
背景：日本的阴谋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蓄谋已久。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制订《对华政策纲领》，确立了使“满蒙”脱离中国本土，置于日本势力之下的方针。
7月25日，田中义一将这次会议讨论的内容奏呈日本天皇，提出“惟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鼓吹以武力侵占中国东北，进而占领全中国，实现日本的“大陆政策”。
1929年开始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波及日本，加速了日本侵略中国的步伐。
1931年3月31日，日本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在日本陆军步兵学校发表《从军事上所见到的满蒙》的讲话，宣称中国东北是日本“国防的第一线”，“对帝国的国防和国民的经济生活有很深的特殊关系”。认为“必须对控制满蒙资源、改变日本国内产业等进行充分的研究和准备”，但“从目前中国方面的态度来考察，如果单用外交的和平手段，毕竟不能达到解决满蒙问题的目的”。
6月19日，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联合拟订《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确定了武装侵略中国东北的原则和步骤。
7月，日本陆军省密召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到东京，把这份大纲作为指令，传达给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
8月，本庄繁加紧调整兵力部署，并去关东军驻地巡视，观看军事演习。在这期间，日本为寻找发动侵略战争的借口，蓄意制造了“万宝山事件”。
万宝山事件
1931年4月1日，与日本、朝鲜浪人合资经营的长农稻田公司经理、汉奸郝永德，在吉林长春县万宝山地区(德惠万宝镇)租用土地500垧(每垧相当于7亩)，为期10年，言明契约经长春县政府批准后生效。契约尚未批准，郝永德便将地转手租给流浪到东北的朝鲜农民耕种。朝鲜农民为引导伊通河水入田，在马家哨口处筑坝截流，并强行在中国农民的土地上挖渠，严重损害当地农民的切身利益。
5月20日，受害农民呈请当地政府制止。
6月7日，长春县政府派人前往劝告朝鲜农民停工，朝鲜农民称是日本人指使的。日本驻长春领事田代重德借机扩大事端，唆使朝鲜农民继续施工，并派武装日警来“保护”。
7月1日，数百名受害的中国农民自发填平引水渠一段。次日，中国农民正待继续平渠，日警公然开枪，打死中国农民数人，伤数十人，被捕受刑者10余人。日本和朝鲜的报纸故意捏造事实，进行欺骗宣传，煽动仇华情绪，在朝鲜平壤、汉城、仁川等地掀起排华暴行，从7月3日至9日，杀害华侨109人，伤160余人。
7月7日，日本政府召开内阁会议，讨论万宝山事件和朝鲜排华问题，主张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
7月15日，日本驻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往访坐镇沈阳的吉林省政府主席张作相，交涉万宝山事件，提出：一、保障万宝山韩人生命财产；二、赔偿万宝山事件损失；三、要求韩人在吉林的自由居住权；四、华方承认万宝山水田自来年种稻，日方官宪即退出现场。由于日方坚持无理要求，谈判陷于僵局。在这期间，又发生了“中村事件”。
中村事件
1931年5月，日本参谋本部派遣中村震太郎大尉等携带军用地图、测量仪器及枪支等物，冒充农业技师，非法潜入中国东北兴安岭地区进行军事侦察活动。
5月25日，中村等人经洮南返回途中，被驻防当地的中国东北兴安区屯垦军第三团抓获并处死“灭迹”。
7月23日，日本关东军获得中村被杀的消息。
8月11日，日本外务大臣币原电令驻沈阳总领事“努力使中国方面坦率承认事实，进行交涉”。
8月17日，日本政府以陆军省名义歪曲事实，隐瞒真相，公布了中村等被杀情况，宣称“日本在满蒙特殊权益受到了中国的侵害，现处危险之中”，煽动武力解决问题。
8月20日，日本陆军大臣南次郎在内阁会议上提出，对“中村事件”，应由中国方面作出保证，将来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如果这一保证遭到破坏，即使使用武力也要让他们承认日本方面提出的要求。
前日本关东军司令官白川义则、菱刈隆更明确主张，应利用“中村事件”的机会诉诸武力，一举解决各项悬案，确保日本的各项权益。
事变经过
日军在不断挑衅，国民党政府却错误地判断了形势，低估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野心。
1931年8月16日，蒋介石致电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
9月12日，蒋介石在河北石家庄召见张学良，再次告诫他：“最近获得可靠情报，日军在东北马上要动手，我们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考虑到只有请国际联盟主持正义，和平解决。我这次和你会面，最主要的是要你严令东北全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
9月18日晚10时许，日本关东军岛本大队川岛中队河本末守中尉率部下数人，在沈阳北大营南约800米的柳条湖附近，将南满铁路一段路轨炸毁。日军在此布置了一个假现场，摆了3具身穿中国士兵服的尸体，反诬是中国军队破坏铁路。这就是“柳条湖事件”。日军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即向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发动进攻。
9月19日晨4时许，日军独立守备队第五大队由铁岭到达北大营加入战斗。5时半，东北军第七旅退到沈阳东山嘴子，日军占领北大营。战斗中东北军伤亡300余人，日军伤亡24人。
事变发生后，国民党政府电告东北军：“日军此举不过寻常寻衅性质，为免除事件扩大起见，绝对抱不抵抗主义。”当时，日本关东军只有1万多人，而中国东北军驻在东北的有16.5万人。东北军部队多次接受不准抵抗的训令，在日军突然袭击面前，除小部分违反蒋介石的命令奋起抵抗外，其余均不战而退。
9月19日上午8时，日军几乎未受到抵抗便将沈阳全城占领。东北军撤向锦州。全国最大的沈阳兵工厂和制炮厂连同9.5万余支步枪，2500挺机关枪，650余门大炮，2300余门迫击炮，260余架飞机，以及大批弹药、器械、物资等，全部落入日军之手。据统计，仅9月18日一夜之间，沈阳损失即达18亿元之多。
此后，东北各地的中国军队继续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使日军得以迅速占领辽宁、吉林、黑龙江3省。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以来推行对华侵略扩张政策的必然结果，也是它企图把中国变为其独占的殖民地而采取的严重步骤。此后，中日民族矛盾逐步上升到主要地位，使中国国内的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动。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中国人民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
关于9，18事件的背景，原因
1931年9月18日，日本驻中国东北地区的关东军突然袭击沈阳，以武力侵占东北的事件。19世纪末至20世纪前半叶，日本逐步确定了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的战略方针。1930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波及日本，为了转移日益激化的国内阶级矛盾，日本加快了武力侵华的步伐，于1931年7月和8月在东北制造了“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由于国民政府实行不抵抗政策，日本遂于一月后发动了大规模武装侵占东北三省的战争。9月18日夜10时余，日本关东军按照预谋的计划，自行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一段南满铁路，然后诬称系中国军队所为，当即派兵突然进攻中国军队驻守的北大营和沈阳内城。南京国民政府正全力进行反人民的内战，坚持不抵抗政策。19日8时30分，北大营、沈阳内城相继为日军占领；中午，东大营及其附近地区也同时失守，沈阳完全陷落（参见彩图插页第135页）。同日，日军还攻占营口、凤凰城、鞍山、抚顺、安东（今丹东）、长春等二十余城。21日，日本驻朝鲜军队越境增援关东军，一周后侵占了辽宁、吉林两省大部分地区。10月，日军开始向黑龙江省进犯，11月19日占领齐齐哈尔。12月下旬，日军进犯锦州，占领辽西地区，直逼山海关，东北军被迫撤退山海关内。 1932年2月5日日军占领哈尔滨。至此，东北三省全部沦陷。“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开始，此后东北三省被日本帝国主义蹂躏、奴役达十四年之久；也是中国各阶层人民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掀起空前规模的抗日救国高潮的开始，对中日两国历史均具重大影响
汤恩伯的人物评价
汤恩伯是少数日本人忌惮的抗日名将。 他以南口战役及台儿庄大捷被称为抗日铁汉，对中国抗日战争的贡献不可磨灭。 他在因功晋升、统御大规模部队后，数十万成分复杂的军队单靠对河南省征收粮饷，无力顾全军纪，造成河南平民倒戈帮助日本人占领河南。 有人认为河南人以水旱蝗汤恩伯，河南四荒形容河南当时之四大灾害，其中的汤恩伯就是汤恩伯；但也有人认为河南人民称呼土匪为老汤恩伯，汤恩伯就是土匪的意思。 依照汤恩伯的宿敌李宗仁在其回忆录的暗示，汤恩伯军队的军纪非常败坏。 据称吴国桢亲眼目睹汤恩伯吃空额、盗卖军用汽油等行为。 汤恩伯在对中国 *** 的战争后期的表现只能用糟糕一词来形容。 这不仅加深了 *** 方面的宿怨，也令他最终失去蒋介石介石的青睐。 因为战争状况受限于大环境，汤恩伯屡战屡败、或不战而败。 但汤恩伯唯效忠蒋介石，将国家财物及军队尽可能运往台湾，对台湾亦属有功。 长期副手陈大庆在台湾当到中华民国陆军总司令、台湾省 *** 主席、中华民国国防部长，亦可见汤恩伯的资历。 汤恩伯效忠蒋介石、蒋介石亦重用汤恩伯，汤恩伯推荐其恩师陈仪任浙江省主席，蒋介石照准。 但陈仪见大局不利，屡次鼓吹汤恩伯投共，动辄骂汤恩伯不识时务。 汤恩伯原不回应，但终将陈投共心态告知蒋介石，原条件是保陈一命，但事情发展牵涉陈以往恩怨，且蒋介石欲杀鸡警猴，陈仪又拒绝向蒋介石认错，汤恩伯虽全力营救，但遭到蒋介石拒见，无法挽回，致陈仪被蒋介石枪毙，在到达台湾前，他还背下了卖师求荣的骂名，并被免去了一切职务，汤恩伯仕途亦告终。 汤恩伯在抗战中期晋升主政河南的一方大员，开始疯狂扩军，建立自己的派系，派系的主要将领有王仲廉，石觉，陈大庆，张雪中，当时和陈诚，胡宗南并称黄埔系三大派系。 由此引起蒋介石的猜忌，豫湘桂战役遭到惨败后，蒋介石就开始肢解他的派系，他的嫡系起家部队13军再也不让汤恩伯指挥。
汤恩伯简介 大家可以认识一下
1、汤恩伯（1900年9月—1954年6月29日 ），字克勤，浙江武义人。中华民国陆军二级上将，黄埔系骨干将领。
2、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指挥部队在南口地区抗击日军进攻，重创敌军，担任中国国民革命军第20军军团长。1938年3月，率部参加台儿庄会战。6月，任国民革命军第31军总司令，先后参加武汉会战、随枣会战。1942年，任抗日战争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鲁苏皖豫边区总司令。1944年4月，参加豫湘桂战役中，所部溃败，受撤职留任处分。
3、解放战争之后，退守台湾，任台北总统府战略顾问。1953年，任驻日本军事代表团团长，数月以后免职，经过友人协助，迁居日本东京。1954年，去世于日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