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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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达的人物轶事

1923年向达从东南大学毕业考入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做编译员。一天最少翻译1500字的工作任务,使他阅读和翻译了大量的著作。他与梁思成等人一道合译了《世界史纲》,也与丰子恺合著了《东方艺术与西方艺术》。正是在这里,向达开始了中外文化交流史和敦煌学的研究。除了翻译《世界史纲》、《印度现代史》,向达还开始接触到外国探险家在中国西北考察的著作,翻译了《斯坦因黑水获古记略》、《斯坦因敦煌获书记》1930年发表,并着手翻译勒柯克的《高昌考古记》和斯坦因的《西域考古记》。他同时利用新材料,提出新观点,发表了一批中外文化交流史和敦煌学的论著。1930年,向达到北平图书馆任职。丰富的资料,加上有一批潜心治学的青年精英互相切磋砥砺,使向达的研究水平突飞猛进。1933年他发表的代表作《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向人们展示了一幅盛唐时代色彩斑斓的历史画卷。在这篇被李约瑟称之为“论述唐代长安西方人的卓越论文”里,通过长安这个当年的国际大都会,在在展示了东西文化的交相辉映和中华文明容纳百海的开放心态。1935年,向达因在“本馆服务五年成绩卓著,并对于经典夙有研究”而被派往英国“影印及研究英伦博物馆所藏敦煌写经”。向达到英国后,先在牛津大学图书馆整理中文图书。次年秋,此项工作结束,他便到大英博物馆,开始了敦煌经卷的阅读和研究。在别人的国土上研究自己祖先留下的遗产,个中滋味向达体会最深。以前只是翻译斯坦因的书和文章,现在得以目睹被劫掠的原物,他感慨万端。这些外国学者劫去了中国文物,在世界上掀起一股“学术新潮流”,形成研究敦煌资料的“敦煌学”,字里行间还对中国学者百般嘲讽。而今,他不远万里前来阅卷,总算可以亲眼见到这些宝藏了。但是情况并不乐观。向达在1936年2月从伦敦寄给国内的信中写道:“弟来英目的在看BritishMuseum大英博物馆之敦煌卷子,管理人员为Dr.LionelGiles翟里斯,前后见到两次,俱甚冷淡,且对人表示拒绝。弟助其工作,有一次曾以可否允人对于敦煌卷子作一通盘研究相询,彼亦表示拒绝。此种情形,大有陷弟于进退两难之势。然现已至此,不能不尽力想办法,庶不致如入宝山,空手而反返。现在拟托其他英国人代为转圜,将来研究一层或百有万一之望也。”事实上,向达的遭遇在两年前的浦江清就已经遇到了。 1933年底,北平图书馆委托清华大学的浦江清教授与大英博物馆东方部商量,拍摄敦煌文献中佛经以外的写本,然而遭到拒绝。浦江清退而求其次,请求入库选取部分抄录,同样被拒绝,而只能依据目录厅中不反映内容而只有编号的卡片,作限时限量的借阅。要从成千上万件遗书中找到自己想要的内容,连提示也没有,可谓大海捞针。浦江清实在没有办法,于是提出义务为大英博物馆藏敦煌文书编目,以方便学者利用。然而还是一个冷冰冰的“不”字。 第二年,另一位教授———浦江清的好友张素痴在伦敦停留时,来到了大英博物馆。鉴于受北平图书馆之托的浦江清也吃闭门羹,张素痴大为慨叹“西方所谓汉学家之不能修而畏人修”。因此他没有去找有关人员,而是站在写本陈列室内,利用展品的更换,一个字一个字抄录了十数种珍贵的敦煌写本资料。像武则天时代的经书长卷,一个18岁的女子以10匹绢的价格被卖掉的“卖女契”,妻子如何给婆婆及丈夫写信的范文,解梦书,现存最早讲解围棋战术的棋经等,就是这样抄回来的。向达为查阅敦煌卷子,受尽了翟里斯的种种刁难。从1936年9月到1937年8月整整一年,他看到的汉文和回鹘文卷子加起来还不到500卷。向达后来在文章中曾多次提及这段伤心往事。另一方面,向达的生活津贴时无着落。向达没有忘记祖国的苦难,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他在1936年2月21日写给馆长袁同礼的信里写道:“达虽一介书生,身无傲骨,然与其向此辈人足恭唯诺以讨生活,则毋宁返国饿死之为愈耳。惟念祖国风尘艰难,断不敢效叔宝之流,以海外桃源为避秦之乐土也。”中国是个穷国,当时即使是国家派出的学者,也是经费不足,学者的工作只有靠自己的信念和意志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了。 尽管这样,向达把所能看到的卷子都作了详细的卡片,抄录、写成目录提要。记上卷子的编号、名称、长短、所存行数,并抄下其前5行和后5行,重要卷子还拍了照片。他撰写的《伦敦的敦煌俗文学》和《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目录》等文,为学术界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资料,把国内敦煌学的研究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1938年,向达携带着抄录的几百万字的敦煌资料,终于回到了正在遭受日寇侵凌的中国。 建国之后,向达先生他兼管北大图书馆的事务;他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第一批委员之一,还担任了北大校务委员会委员,兼北大图书馆馆长。他对北大的藏书了如指掌,在综揽全馆馆务之余,还亲自负责中文典籍的选购,因为他有深厚的目录版本学功底。1947年,他与王重民教授等学者大力促成在北大设立图书馆学专修科(附设在中文系)、博物馆学专修科(附设在史学系)。现在这两个专修科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已成为海内外闻名的信息管理系和考古与文博学院。1950年,向达先生毅然送自己的小儿子参加志愿军“抗美援朝”,第二年,党和政府请他参加了第一届赴朝慰问团。他先后被选为北京市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向达深受北大“科学与民主”精神的影响,又“为人憨直、是非分明、毫不宽假”。他公开表示:“我们现在要监督执政党,使他做得好,不让他变化。”1957年大鸣大放时,他提出史学界要百花齐放,不能只开“五朵金花”(指古史分期、近代史分期、资本主义萌芽、农民战争及民族问题这5个方面的讨论),在学术观点上,也应百家争鸣。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个别结论,不能代替具体的历史研究方法。他说:比如考古发掘,怎能说明这一锄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那一锄是马列主义的? 当时北大历史系仅有的另外一个一级教授翦伯赞等批判向达,揭发向达“对党的领导的攻击性言论,具体说来就是向达曾把中国科学院的一些行政干部比喻为“张宗昌带兵”,“既是外行又不信任人,以及形容某些“科学家是街头流浪者,呼之则来,挥之即去,如“现在的史学界之所以奄奄一息,是和范文澜的宗派主义分不开”等等。他出言无忌的后果是可以想像的,最严重的是还被诬为有攫取湖南省土家族自治州州长的野心,于是,新旧账一起算,因此向达被错划为史学界五大右派(黄现璠、向达、雷海宗、王重民、陈梦家,按出生年序排名)第二号“大右派”。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历史系邹衡教授记下了向达惨遭批斗的情景:我永远不能忘记那个可怕的太阳似火的上午,时在1966年6月,几个‘造反派’架住被迫剃光了头的向达先生在三院二楼外晒得滚烫的房檐瓦上‘坐飞机’,一跪就是几小时……向先生已是66岁高龄。我看到有的教师吓得直哆嗦,我也感到他凶多吉少,躲在一边落泪。果然,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一代巨匠向达先生。此时的向达,尽管还暗中嘱咐友人“不必耿耿”,将如“凤凰涅磐,获得新生”;无奈事与愿违,本已身患重病的他,得不到及时治疗,在坐飞机之后,还要接受无休止的劳改、批斗和折磨,终于未能闯过棍棒林立、群兽叫嚣的鬼门关,1966年11月24日,寒冷的冬日,一代历史学巨匠向达先生离开了人世。

向达的人物简介

向达,(1900—1966),中国著名历史学家、敦煌学家、中外交通史专家;字觉明,笔名方回,有时署佛陀耶舍。湖南溆浦人。土家族;卒于1966年11月24日;1924年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入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编辑;1930年任北平图书馆编纂委员会委员,着重于敦煌俗文学写卷和中西文化交流等领域的研究,完成力著《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翌年刊出《中西交通史》;1935年秋赴欧洲,访求中西交通史、敦煌写卷、汉籍及俗文学写卷等重要资料 ,1938年秋,携带数百万字资料返国。返国后,先在浙江大学史地系任教,不久转任昆明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兼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导师。1941年,国立中央研究院组织西北史地考察团,向达代表北京大学于1942 年春到达敦煌,考察了莫高窟(千佛洞)、万佛峡等;返重庆后,发表《论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及其连带 的几个问题》。1943年7月~1944年,向达作为西北科学考察团历史考古组组长,再赴河西。他两到敦煌,除对敦煌地区诸石窟留下了重要记述外,写成多篇有关敦煌和西域考古方面的论文初稿,后来陆续发表。1949年后,向达任北京大学教授兼任图书馆馆长、中国科学院历史所第二所副所长兼学部委员等职;刊出了一系列中外交通史资料,并发表有关中西交通、南海交通、敦煌学方面论文多篇,出版了《蛮书校注》;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1958—1960年主持《中外交通史籍从刊》;1966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严重迫害和凌辱,11月24日不幸逝世;1980年获得平反昭雪。著有《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及《史料目录学引论》、《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目录》、《汉唐间西域及南海诸国古地理书叙录》、《关于三宝太监下西洋的几种资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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