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弢

唐弢的唐弢与鲁迅

唐弢既是作家，又是学者，他的才华涉及诸多方面，《落帆集》、《晦庵书话》、《鲁迅的美学思想》等著作至今仍为人们所称道，而由他和严家炎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作为全国高等院校的文科教材，风行数十年。与许多名人一样，他将最重要的事情放在最后来做，那就是写一本《鲁迅传》，遗憾的是，直至1992年他临终前，只写出了10万字，占全书计划的三分之一。唐弢崇敬鲁迅，他的一生最光荣的莫过于他与鲁迅的交情。当他还不曾和鲁迅相识的时候，就时常听到有人议论，说鲁迅多疑，脾气大，爱骂人。他于是相信了，不敢去接近他。1933年至1934年之间，鲁迅经常在《申报》副刊《自由谈》上写稿，攻击时弊。唐？当时初学写作，也在这个副刊投稿，偶尔写些带“刺儿”的文章，有些人以为唐?又是鲁迅的化名，便群起而攻之。唐弢觉得十分内疚，很想当鲁迅的面致个歉意，却又不敢去见，害怕他会责备自己，颇有点惴惴不安。 1934年1月6日，《自由谈》编辑黎烈文在上海的古益轩请客，一来约经常写稿的人欢聚，二则为郁达夫夫妇饯行。唐?在这里与鲁迅第一次会见。两人互通姓名后，鲁迅接着说：“唐先生写文章，我替你在挨骂哩。”唐弢心里一急，说话也结结巴巴。鲁迅看出他的窘态，连忙掉转话头，问道：“你真个姓唐吗？”他说：“真个姓唐。”“哦，哦”，鲁迅看定他，似乎很高兴，“我也姓过唐的。”说着，就呵呵地笑了起来。原来鲁迅曾经使过一回“唐俟”这笔名。唐?明白过来后，也跟着笑了，很久以来在他心头积聚的疑云，一下子，全都消尽散绝了。对待同一思想战线的人，尤其是青年，鲁迅是亲切的，热情1934年7月25日，鲁迅午睡时受了风寒，头痛发烧，浑身无力，接到唐?求教的信，他就向日本人开设的内山书店去要日本书目，于8月9日寄给他。书名上加上箭头的，是书店老板内山完造所推荐，共计9种，鲁迅又在箭头上加圈，选了4种，其他5种，他认为可以缓买或不买。尽管鲁迅不说什么，唐弢心里明白：邮局里的一个拣信生，一下子买不起许多书。可谓设想周到，体谅备至。同一天，鲁迅还给另一个青年看了4篇稿子，3篇转给《自由谈》，1篇转给《动向》，都附有介绍信，自己得到的是“胁痛颇烈”。1934年底，上海有家期刊征文，题目是“1934年我所爱读的书籍”，唐弢填上了韦尔士的《世界文化史》、萧一山的《清代通史》是比较可以看的两部，在1935年1月号的刊物上登出。同年4月19日，鲁迅在写给唐?的信里，把《清代通史》和他认为还好的夏曾佑的《中国古代史》并论，但又指出：“大约有萧一山的那一种，是说了一个大略的。”鲁迅认为青年人应当读一点历史，但他不满于一般历史书只记概略，不写社会生活内容的。从那时起，唐弢对历史发生了兴趣。他在自修生活中一度舍哲学而就历史，后来又少写杂文去做编写文学史的准备。 唐弢对鲁迅越了解，就越赞赏他，并且不因赞赏他的智慧而贬低他的人情味。在唐?的《生命册上》一书中，忆旧怀人，谈到自己和鲁迅交往的经过，让人真实地感受到鲁迅风趣、幽默的一面。有一次，一个地方官僚禁止男女同学、男女同泳，闹得满城风雨。鲁迅说：“要彻底划清界线，不如再一道命令，规定男女老幼，诸色人等，一律戴上防毒面具，既禁空气流通，又防抛头露面。这样每个人都是……喏！喏！”听的人已经笑不可抑了，鲁迅却又站起身来，模拟戴着防毒面具走路的样子。还有一次，唐弢和郁达夫一同听鲁迅讲故事，第二天会面的时候，郁达夫说：“鲁迅厉害。他讲的故事，我翻了许多书找不到出处。”鲁迅讲的故事是这样的：“某地有位高僧，因为一生未近女色，临死时不能死去。徒弟们见他折腾得苦，决定出钱雇个妓女，让他见识见识。等到妓女脱下裤子，高僧看了，恍然大悟道：‘喔，原来是和尼姑一样的呵！’说完就断了气。”唐弢和郁达夫都佩服这个故事含义的深刻。 文化意味着一种延续。鲁迅逝世后，编辑出版《鲁迅全集》，成了人们焦急的愿望。20册厚厚的著作，终于在1938年问世，是中国思想界和文化界的一件大事。在它排印的当时，唐?也参加了一部分校对的工作，这是他自己讨来的差使。书稿中，有的没定本可据，还有单句的正误和互通的字义，六七个人聚在小小的亭子楼里，工作一会，又争论一阵，就这么过了两个月，总算把600万字校完了。全 集出版不久，阿英就写信给许广平，说是据他所知，倘把漏收的文章收齐，还可以结成一册。后来上海情形大变，这事竟又搁下了。唐弢费尽心思，历尽惊险才保住了几箱旧书，只是没有去翻动。直到1945年，他才翻捡抄录，开始做全集的40多篇的补遗，并于1946年10月6日鲁迅的十年忌辰完成，算是他对鲁迅的追思和纪念。《鲁迅全集补遗》出版之后，唐?又陆续收集了一些鲁迅的佚文佚稿，经过一年时间的考订，于1951年底完成35万字的续编。能找到的遗文，已全部收在这里，知道没有找到的，有《儿童观念界之研究》译文一篇；找到而未予收入的，有《亚历山大·勃洛克》译文一篇，因为它是托洛茨基的原著。这为以后重编《鲁迅全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只有影响我们的东西，才对我们重要。影响不创造任何东西，它只是唤醒。鲁迅对于唐弢，就是一个例证。如果没有鲁迅，唐?是什么样子呢？按理，他的存在会告诉人们他是什么人，但肯定不是现在人们心目中的唐弢。伟人领他走得更远，那是他自己无法去的。

唐弢是谁 唐弢和鲁迅什么关系

唐弢 唐弢的一生，一直生活在鲁迅的影子里。从1933年开始写作起，他就一直没有离开对鲁迅的追寻。在鲁迅的诸友人和学生中，他是唯一终身以研究鲁迅为业的人。所以，欲了解鲁迅以后中国文化的思潮，唐弢的文字有很大价值。但唐弢不是思想家，说其是书话家、杂文家，倒更为确切。因此，理解唐氏，要想从中找出思想家的气魄和才学，十分困难。但我觉得，唐弢文字间疏散出的气息，他的矛盾的、复杂的心态，可以让人读出知识分子心灵中深切的东西，这一点，使他的文字便获得了“史”的价值。 1913年，唐弢出生于浙江省镇海县一个农民家庭。他只有初中二年的学历，因为家贫，于1929年投考上海的邮局做了拣信练习生。20岁时，开始了散文和杂文的创作，并模仿鲁迅的笔调，从鲁迅那儿，学到了许多东西。唐弢有很高的才学，文章写得老到沉着，很像鲁迅的风格。有的小品，竟到了乱真的地步。有一次鲁迅见到他说：“唐先生做文章，我替你挨骂。”这是个有趣的明证。 唐弢的杂文确实很好。他很注重现实问题，有些题目很锋利，内容也很见现实性。因为出身苦，懂得下层人的冷暖，文章便很少贵族的东西。但唐弢又很文气，喜欢文人小品，羡慕书香中人，所以文字也雅得很。他后来走向书话写作和文学研究之路，恐怕与这一心理也有关联。但对中国文化的深层问题，唐氏的文字显得有些力不从心，这是一眼就可以看出的。可他抓住世相的一点，展开下去，对事物的认识很有力度，也给人以厚重的感觉。唐氏在年轻的时候，过于模仿鲁迅，连语气、题旨都跟着先生跑，就显得拘谨，不大气。模仿毕竟是把心态置于一个框子里，不放松己身，就多了障碍。只是后来把精力放到书话写作中去，心态就自然多了，他才找到了真正的自我。 在他的一生里，以鲁迅的是非为是非，从鲁迅的思想中汲取营养，成为生命的核心。1936年，当“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和“国防文学”两个口号论战的时候，唐弢对复杂的事态看得并不清楚，对“第三种人”的观点也模糊得很。若不是鲁迅的提示，他很可能做出另一种价值选择。唐 并不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人，他后来回忆说：“完全要感谢鲁迅先生的远见，以及他在政治上对青年的关怀和提挈，无论从哪一方面说，鲁迅都是我们这一群的指路人——一群热情有余、经验不足的青年的指路人。” 鲁迅逝世后，他自觉地成为鲁迅思想的宣传者，他先后编辑了《鲁迅全集补遗》、《鲁迅全集补遗续编》。1959年，他由上海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开始把大量精力用于鲁迅研究上。但从20世纪50年代直到70年代末，在那样“左”的文化氛围下，他不会成为一个真正的自由学人。只能在一定框子下研究鲁迅，所以，那时写下的文字，留下了许多时代的痕迹，遗憾的东西很多。由于鲁迅的原因，他在中国文坛上一直被人们尊重着，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未像别的知识分子那样沦人惨境。当鲁迅被当成棍子，成了文化萧条时代的独尊的“神”的时候，中国会有真正的鲁迅研究么？唐弢的历史处境是尴尬的。那时不仅没有鲁迅的切实的研究，也可以说没有真正的自我。唐弢的许多时光都消磨到无聊的文化之旅中去了。 唐弢的心态一直处于一种矛盾的、真俗二谛的争斗中。他在骨子里，不属于战士类型的人，在学术研究完全意识形态化的时候，他变得小心翼翼，并不见其精神上的锋芒。倒是书话的写作大放光彩，这类中性的、无鲜明意识形态化的文体，释放着他的情怀。小品心态，是唐 一生中相伴最久的东西。他写长篇大论的文章，总像在戴着镣铐，读了很难说有什么新鲜之处。但书话、藏书之中，却留下了诸多诱人的故事。一个曾跟着鲁迅呐喊的青年，后来渐渐远离着鲁迅真实的世界，只好以另一种心态自娱与解脱，这是六七十年代唐弢的无奈。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必须服从组织的安排，也要做些自己力所弗及的工作。一些重大的文化问题、学术问题，必须表态、必须躬行去做，这在那时是无法逃脱的。唐弢在致友人的信中，称自已是“俗人”，每年要把大量精力花费到非学术的问题上。为了保全自己，似乎只有如此！他似乎已意识到了自己的脆弱，在严酷的斗争中，有时不得不说些言不由衷的话。我在读他致友人的书信中，看到了他内心的这一苦闷。 1972年12月9日，他在致单演义的信中说：“关于鲁迅文章，自己想想，实在不值得出版，倘需出，非大动手术不可。而我现在情况，精力时问都不允许。文学所刚受一个任务，编一部四卷本《鲁迅选集》，注释力求准确可靠。曾有一些年轻同志帮忙，我个人也只得全力以赴，由于我是国家干部，党员，总得先公后私，因此前信曾告以目前无法应命也。四卷本虽预定一年完成，我看是要展期的。就我个人而论，也很想埋头做些工作，不大想抛头露面了。”六七十年代的唐弢，心事重重，他露出了自己的难处。当倒扬责令让他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时，除了在史料上尽力探究外，文化思潮的思考，都不能有过格的地方。他显得很不从容，许多真切的观点，并不能在文字中体现出来。而“左”的思潮，又使他在研究领域中，看问题绝对化，不能从多种角度上审视文学史的脉络。他有自己的苦涩，有些并不能为外人明了。我翻看他在藏书与品书时体现出的优雅韵致，与其学术论文中呈现出的完全不同的格调，读到了他复杂的心态。 唐弢在很早的时候，就发誓搞一部鲁迅传，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他的许多工作都围绕着鲁迅进行的。他很注重资料，哪怕是些细节，也不放过。这和那些只注重思想、玄学、时风的人比，形成对照。唐弢年轻时代与鲁迅有过接触，自有他自己心目中的鲁迅，虽有时显得保守一点、持重一点，但对史实的认真态度，使他的鲁迅观显得较为厚重。 唐先生不止一次地说过：要写一本真正的鲁迅传，须像曹雪芹写《红楼梦》那样，耐得寒窗之苦。但唐先生一病不起，现存的十一章《鲁迅传》，已成其学术生涯的绝笔。 我翻着他的遗稿，总觉得像唐先生一生中走得最长、用力最苦的一段精神跋涉。我十分愿意读这部残稿，它确实耐读，文章虽没有浓彩重墨，没有过于感性化的渲染，但这半带考据、半带论述的文体，仿佛他的某些被延长了的“书话”一样，有一种精善秀雅之气。 唐弢的晚年，强烈地感受到了来自于自己学生们的挑战。这种挑战的核心不是别的，乃是知识结构与心理结构受到新思潮的无情撞击。难道以往的思路都错了？难道已经落伍了？从他晚年的许多短文和言论中，我觉察到了这位老人的困顿。 他最后一次到鲁迅博物馆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时，曾有一个较长的发言。那发言的主旨，是谈鲁迅世界的多样性。我记得他反复强调鲁迅个性的“野性”问题和“莱谟斯”精神。在强调此观点时，他是极其郑重的。这实际上表明，他已经接受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学术界的某种观点。这在他那里或许可以说是晚年的一大飞跃。因为，他已经开始力图摆脱旧我的束缚了。 晚年的唐弢是寂寞的。20世纪50年代的那种带有盲从和理想主义的情调，有些弱化了。他对现代文学诸大家的品评，已开始逐渐脱离旧有的窠臼。在对人生与社会的思考上，他的确染上了鲁迅式的孤独感。他的焦虑一方面表现在对传统文化惰性的失望；另一方面，也表现在对自我价值的失落上。有段时期，他甚至对要投考自己门下的研究生们的热情表现出一种悲凉感：何苦考我的研究生呢！唐先生尽管难说是否已真正大彻大悟了，但他内心，和鲁迅的那种悲苦，确有相似之处。 读罢他的残稿，掩卷思之，不禁为这位文学老人的永不休止的攀援精神所感动。这与其说是为鲁迅写传，不如说是为自己乃至为自己这一代人的精神史写传。创见与局限、真知与偏见、自信与惶惑，在这里形象地外化出来。 考察唐弢的一生，无沦是研究鲁迅也好，从事杂文、书话写作也好，内心始终被多元的精神困扰着。他一直想在自己的世界里调和这些观念，并在鲁迅的精神里将其统一起来。但并未奏效。唐弢算不上大思想者，与同代的顾准、钱锺书诸人比，均有差距。但他的矛盾的心绪，他的对一座精神塑像刻苦雕饰的生命之旅，看起来依然让人心动。每每谈起唐弢，就想起他终其一生的精神主题，这一主题，在今天依然被继续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