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弢

时间:2024-06-28 20:16:58编辑:阿奇

唐弢的唐弢与鲁迅

唐弢既是作家,又是学者,他的才华涉及诸多方面,《落帆集》、《晦庵书话》、《鲁迅的美学思想》等著作至今仍为人们所称道,而由他和严家炎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作为全国高等院校的文科教材,风行数十年。与许多名人一样,他将最重要的事情放在最后来做,那就是写一本《鲁迅传》,遗憾的是,直至1992年他临终前,只写出了10万字,占全书计划的三分之一。唐弢崇敬鲁迅,他的一生最光荣的莫过于他与鲁迅的交情。当他还不曾和鲁迅相识的时候,就时常听到有人议论,说鲁迅多疑,脾气大,爱骂人。他于是相信了,不敢去接近他。1933年至1934年之间,鲁迅经常在《申报》副刊《自由谈》上写稿,攻击时弊。唐?当时初学写作,也在这个副刊投稿,偶尔写些带“刺儿”的文章,有些人以为唐?又是鲁迅的化名,便群起而攻之。唐弢觉得十分内疚,很想当鲁迅的面致个歉意,却又不敢去见,害怕他会责备自己,颇有点惴惴不安。 1934年1月6日,《自由谈》编辑黎烈文在上海的古益轩请客,一来约经常写稿的人欢聚,二则为郁达夫夫妇饯行。唐?在这里与鲁迅第一次会见。两人互通姓名后,鲁迅接着说:“唐先生写文章,我替你在挨骂哩。”唐弢心里一急,说话也结结巴巴。鲁迅看出他的窘态,连忙掉转话头,问道:“你真个姓唐吗?”他说:“真个姓唐。”“哦,哦”,鲁迅看定他,似乎很高兴,“我也姓过唐的。”说着,就呵呵地笑了起来。原来鲁迅曾经使过一回“唐俟”这笔名。唐?明白过来后,也跟着笑了,很久以来在他心头积聚的疑云,一下子,全都消尽散绝了。对待同一思想战线的人,尤其是青年,鲁迅是亲切的,热情1934年7月25日,鲁迅午睡时受了风寒,头痛发烧,浑身无力,接到唐?求教的信,他就向日本人开设的内山书店去要日本书目,于8月9日寄给他。书名上加上箭头的,是书店老板内山完造所推荐,共计9种,鲁迅又在箭头上加圈,选了4种,其他5种,他认为可以缓买或不买。尽管鲁迅不说什么,唐弢心里明白:邮局里的一个拣信生,一下子买不起许多书。可谓设想周到,体谅备至。同一天,鲁迅还给另一个青年看了4篇稿子,3篇转给《自由谈》,1篇转给《动向》,都附有介绍信,自己得到的是“胁痛颇烈”。1934年底,上海有家期刊征文,题目是“1934年我所爱读的书籍”,唐弢填上了韦尔士的《世界文化史》、萧一山的《清代通史》是比较可以看的两部,在1935年1月号的刊物上登出。同年4月19日,鲁迅在写给唐?的信里,把《清代通史》和他认为还好的夏曾佑的《中国古代史》并论,但又指出:“大约有萧一山的那一种,是说了一个大略的。”鲁迅认为青年人应当读一点历史,但他不满于一般历史书只记概略,不写社会生活内容的。从那时起,唐弢对历史发生了兴趣。他在自修生活中一度舍哲学而就历史,后来又少写杂文去做编写文学史的准备。 唐弢对鲁迅越了解,就越赞赏他,并且不因赞赏他的智慧而贬低他的人情味。在唐?的《生命册上》一书中,忆旧怀人,谈到自己和鲁迅交往的经过,让人真实地感受到鲁迅风趣、幽默的一面。有一次,一个地方官僚禁止男女同学、男女同泳,闹得满城风雨。鲁迅说:“要彻底划清界线,不如再一道命令,规定男女老幼,诸色人等,一律戴上防毒面具,既禁空气流通,又防抛头露面。这样每个人都是……喏!喏!”听的人已经笑不可抑了,鲁迅却又站起身来,模拟戴着防毒面具走路的样子。还有一次,唐弢和郁达夫一同听鲁迅讲故事,第二天会面的时候,郁达夫说:“鲁迅厉害。他讲的故事,我翻了许多书找不到出处。”鲁迅讲的故事是这样的:“某地有位高僧,因为一生未近女色,临死时不能死去。徒弟们见他折腾得苦,决定出钱雇个妓女,让他见识见识。等到妓女脱下裤子,高僧看了,恍然大悟道:‘喔,原来是和尼姑一样的呵!’说完就断了气。”唐弢和郁达夫都佩服这个故事含义的深刻。 文化意味着一种延续。鲁迅逝世后,编辑出版《鲁迅全集》,成了人们焦急的愿望。20册厚厚的著作,终于在1938年问世,是中国思想界和文化界的一件大事。在它排印的当时,唐?也参加了一部分校对的工作,这是他自己讨来的差使。书稿中,有的没定本可据,还有单句的正误和互通的字义,六七个人聚在小小的亭子楼里,工作一会,又争论一阵,就这么过了两个月,总算把600万字校完了。全 集出版不久,阿英就写信给许广平,说是据他所知,倘把漏收的文章收齐,还可以结成一册。后来上海情形大变,这事竟又搁下了。唐弢费尽心思,历尽惊险才保住了几箱旧书,只是没有去翻动。直到1945年,他才翻捡抄录,开始做全集的40多篇的补遗,并于1946年10月6日鲁迅的十年忌辰完成,算是他对鲁迅的追思和纪念。《鲁迅全集补遗》出版之后,唐?又陆续收集了一些鲁迅的佚文佚稿,经过一年时间的考订,于1951年底完成35万字的续编。能找到的遗文,已全部收在这里,知道没有找到的,有《儿童观念界之研究》译文一篇;找到而未予收入的,有《亚历山大·勃洛克》译文一篇,因为它是托洛茨基的原著。这为以后重编《鲁迅全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只有影响我们的东西,才对我们重要。影响不创造任何东西,它只是唤醒。鲁迅对于唐弢,就是一个例证。如果没有鲁迅,唐?是什么样子呢?按理,他的存在会告诉人们他是什么人,但肯定不是现在人们心目中的唐弢。伟人领他走得更远,那是他自己无法去的。

唐弢是谁 唐弢和鲁迅什么关系

唐弢 唐弢的一生,一直生活在鲁迅的影子里。从1933年开始写作起,他就一直没有离开对鲁迅的追寻。在鲁迅的诸友人和学生中,他是唯一终身以研究鲁迅为业的人。所以,欲了解鲁迅以后中国文化的思潮,唐弢的文字有很大价值。但唐弢不是思想家,说其是书话家、杂文家,倒更为确切。因此,理解唐氏,要想从中找出思想家的气魄和才学,十分困难。但我觉得,唐弢文字间疏散出的气息,他的矛盾的、复杂的心态,可以让人读出知识分子心灵中深切的东西,这一点,使他的文字便获得了“史”的价值。 1913年,唐弢出生于浙江省镇海县一个农民家庭。他只有初中二年的学历,因为家贫,于1929年投考上海的邮局做了拣信练习生。20岁时,开始了散文和杂文的创作,并模仿鲁迅的笔调,从鲁迅那儿,学到了许多东西。唐弢有很高的才学,文章写得老到沉着,很像鲁迅的风格。有的小品,竟到了乱真的地步。有一次鲁迅见到他说:“唐先生做文章,我替你挨骂。”这是个有趣的明证。 唐弢的杂文确实很好。他很注重现实问题,有些题目很锋利,内容也很见现实性。因为出身苦,懂得下层人的冷暖,文章便很少贵族的东西。但唐弢又很文气,喜欢文人小品,羡慕书香中人,所以文字也雅得很。他后来走向书话写作和文学研究之路,恐怕与这一心理也有关联。但对中国文化的深层问题,唐氏的文字显得有些力不从心,这是一眼就可以看出的。可他抓住世相的一点,展开下去,对事物的认识很有力度,也给人以厚重的感觉。唐氏在年轻的时候,过于模仿鲁迅,连语气、题旨都跟着先生跑,就显得拘谨,不大气。模仿毕竟是把心态置于一个框子里,不放松己身,就多了障碍。只是后来把精力放到书话写作中去,心态就自然多了,他才找到了真正的自我。 在他的一生里,以鲁迅的是非为是非,从鲁迅的思想中汲取营养,成为生命的核心。1936年,当“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和“国防文学”两个口号论战的时候,唐弢对复杂的事态看得并不清楚,对“第三种人”的观点也模糊得很。若不是鲁迅的提示,他很可能做出另一种价值选择。唐 并不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人,他后来回忆说:“完全要感谢鲁迅先生的远见,以及他在政治上对青年的关怀和提挈,无论从哪一方面说,鲁迅都是我们这一群的指路人——一群热情有余、经验不足的青年的指路人。” 鲁迅逝世后,他自觉地成为鲁迅思想的宣传者,他先后编辑了《鲁迅全集补遗》、《鲁迅全集补遗续编》。1959年,他由上海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开始把大量精力用于鲁迅研究上。但从20世纪50年代直到70年代末,在那样“左”的文化氛围下,他不会成为一个真正的自由学人。只能在一定框子下研究鲁迅,所以,那时写下的文字,留下了许多时代的痕迹,遗憾的东西很多。由于鲁迅的原因,他在中国文坛上一直被人们尊重着,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未像别的知识分子那样沦人惨境。当鲁迅被当成棍子,成了文化萧条时代的独尊的“神”的时候,中国会有真正的鲁迅研究么?唐弢的历史处境是尴尬的。那时不仅没有鲁迅的切实的研究,也可以说没有真正的自我。唐弢的许多时光都消磨到无聊的文化之旅中去了。 唐弢的心态一直处于一种矛盾的、真俗二谛的争斗中。他在骨子里,不属于战士类型的人,在学术研究完全意识形态化的时候,他变得小心翼翼,并不见其精神上的锋芒。倒是书话的写作大放光彩,这类中性的、无鲜明意识形态化的文体,释放着他的情怀。小品心态,是唐 一生中相伴最久的东西。他写长篇大论的文章,总像在戴着镣铐,读了很难说有什么新鲜之处。但书话、藏书之中,却留下了诸多诱人的故事。一个曾跟着鲁迅呐喊的青年,后来渐渐远离着鲁迅真实的世界,只好以另一种心态自娱与解脱,这是六七十年代唐弢的无奈。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必须服从组织的安排,也要做些自己力所弗及的工作。一些重大的文化问题、学术问题,必须表态、必须躬行去做,这在那时是无法逃脱的。唐弢在致友人的信中,称自已是“俗人”,每年要把大量精力花费到非学术的问题上。为了保全自己,似乎只有如此!他似乎已意识到了自己的脆弱,在严酷的斗争中,有时不得不说些言不由衷的话。我在读他致友人的书信中,看到了他内心的这一苦闷。 1972年12月9日,他在致单演义的信中说:“关于鲁迅文章,自己想想,实在不值得出版,倘需出,非大动手术不可。而我现在情况,精力时问都不允许。文学所刚受一个任务,编一部四卷本《鲁迅选集》,注释力求准确可靠。曾有一些年轻同志帮忙,我个人也只得全力以赴,由于我是国家干部,党员,总得先公后私,因此前信曾告以目前无法应命也。四卷本虽预定一年完成,我看是要展期的。就我个人而论,也很想埋头做些工作,不大想抛头露面了。”六七十年代的唐弢,心事重重,他露出了自己的难处。当倒扬责令让他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时,除了在史料上尽力探究外,文化思潮的思考,都不能有过格的地方。他显得很不从容,许多真切的观点,并不能在文字中体现出来。而“左”的思潮,又使他在研究领域中,看问题绝对化,不能从多种角度上审视文学史的脉络。他有自己的苦涩,有些并不能为外人明了。我翻看他在藏书与品书时体现出的优雅韵致,与其学术论文中呈现出的完全不同的格调,读到了他复杂的心态。 唐弢在很早的时候,就发誓搞一部鲁迅传,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他的许多工作都围绕着鲁迅进行的。他很注重资料,哪怕是些细节,也不放过。这和那些只注重思想、玄学、时风的人比,形成对照。唐弢年轻时代与鲁迅有过接触,自有他自己心目中的鲁迅,虽有时显得保守一点、持重一点,但对史实的认真态度,使他的鲁迅观显得较为厚重。 唐先生不止一次地说过:要写一本真正的鲁迅传,须像曹雪芹写《红楼梦》那样,耐得寒窗之苦。但唐先生一病不起,现存的十一章《鲁迅传》,已成其学术生涯的绝笔。 我翻着他的遗稿,总觉得像唐先生一生中走得最长、用力最苦的一段精神跋涉。我十分愿意读这部残稿,它确实耐读,文章虽没有浓彩重墨,没有过于感性化的渲染,但这半带考据、半带论述的文体,仿佛他的某些被延长了的“书话”一样,有一种精善秀雅之气。 唐弢的晚年,强烈地感受到了来自于自己学生们的挑战。这种挑战的核心不是别的,乃是知识结构与心理结构受到新思潮的无情撞击。难道以往的思路都错了?难道已经落伍了?从他晚年的许多短文和言论中,我觉察到了这位老人的困顿。 他最后一次到鲁迅博物馆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时,曾有一个较长的发言。那发言的主旨,是谈鲁迅世界的多样性。我记得他反复强调鲁迅个性的“野性”问题和“莱谟斯”精神。在强调此观点时,他是极其郑重的。这实际上表明,他已经接受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学术界的某种观点。这在他那里或许可以说是晚年的一大飞跃。因为,他已经开始力图摆脱旧我的束缚了。 晚年的唐弢是寂寞的。20世纪50年代的那种带有盲从和理想主义的情调,有些弱化了。他对现代文学诸大家的品评,已开始逐渐脱离旧有的窠臼。在对人生与社会的思考上,他的确染上了鲁迅式的孤独感。他的焦虑一方面表现在对传统文化惰性的失望;另一方面,也表现在对自我价值的失落上。有段时期,他甚至对要投考自己门下的研究生们的热情表现出一种悲凉感:何苦考我的研究生呢!唐先生尽管难说是否已真正大彻大悟了,但他内心,和鲁迅的那种悲苦,确有相似之处。 读罢他的残稿,掩卷思之,不禁为这位文学老人的永不休止的攀援精神所感动。这与其说是为鲁迅写传,不如说是为自己乃至为自己这一代人的精神史写传。创见与局限、真知与偏见、自信与惶惑,在这里形象地外化出来。 考察唐弢的一生,无沦是研究鲁迅也好,从事杂文、书话写作也好,内心始终被多元的精神困扰着。他一直想在自己的世界里调和这些观念,并在鲁迅的精神里将其统一起来。但并未奏效。唐弢算不上大思想者,与同代的顾准、钱锺书诸人比,均有差距。但他的矛盾的心绪,他的对一座精神塑像刻苦雕饰的生命之旅,看起来依然让人心动。每每谈起唐弢,就想起他终其一生的精神主题,这一主题,在今天依然被继续着。


上一篇:消防体验馆

下一篇:高劲松是谁的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