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名红通人员”多少人已归案？
12月6日消息，日前，伴随着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原干部周骥阳被缉捕归案，“百名红通人员”已有半数到案。从公布百人名单至今，两年多时间里，中国已从19个国家和地区追回50人，他们中6成涉嫌贪污和受贿，有14人外逃时间在10年以上。“百名红通”半数人员归案 ——50人分别从19个国家和地区追回，美国最多2015年4月22日，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集中公布了针对100名涉嫌犯罪的外逃国家工作人员、重要腐败案件涉案人等人员的红色通缉令。随后，国际追逃追赃一直保持高压态势。数据显示，50名已归案的 “百名红通人员” 中，2015年归案18人，2016年归案19人，2017年截至目前归案13人。根据中纪委网站的统计，这50名归案“百名红通人员”分别从19个国家或地区追回。其中，美国和加拿大聚集的外逃人员最多，50人里有12人从美国追回，11人从加拿大追回。另外，尚未归案的50名“百名红通人员”藏匿在9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加拿大9人，美国24人，新西兰7人，澳大利亚5人，英国、法国、泰国、菲律宾、斯里兰卡各1人。 他们犯了什么事儿？ ——6成涉嫌贪污和受贿 14人外逃10年以上根据中纪委网站公开的信息显示，这已经被追回的50名“百名红通人员”，外逃时间在1998年在2014年之间。这其中，外逃时间在5年以下的有23人，5到10年的有13人，10到15年的有8人，15到20年的有6人。50名“百名红通人员”涉嫌犯罪的类型包括贪污、挪用公款、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受贿、职务侵占、集资诈骗、洗钱、行贿等，这其中，涉嫌贪污和受贿的占比最高，达到6成。就追逃的手段来看，这50名归案的“百名红通人员”主要是通过劝返、遣返、抓捕等手段追回的。其中劝返人数最多，达到了34人；遣返10人；抓捕4人；另外有2人通过其他手段追回。 外逃人员在国外过的如何？伴随着“百名红通人员”陆续归案，两年多来，有关这些外逃人员的外逃经历和忏悔言论也纷纷被媒体报道出来。 ——杨秀珠：请快快回来吧！2016年11月，潜逃海外13年之久的“百名红通人员”头号嫌犯杨秀珠回国投案自首。“我要劝一劝跟我一样逃出去的这些人，我们到底是中国人，我们的家在中国，我们的亲戚朋友也期待着我们回来团聚，请快快回来吧！”在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杨秀珠向仍逃匿在外的腐败分子发出了呼声。——戴学民：就像断线的风筝四处飘荡原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副总经理、上海证券营业部总经理戴学民外逃英国期间，先后在证券公司和图书馆从事分析和整理资料的工作，交完房租，只能勉强度日。拮据的生活背后是家庭矛盾的随之爆发，妻子最终选择与戴学民离婚，并带着儿子离开了英国。“在国外，不管你走到哪里，总会时不时地想念父母兄弟姐妹和亲朋故旧，没有亲情联系，就像断线的风筝四处飘荡，没有归根之感，孤独无助的感觉常常发生。”戴学民回忆。 ——刘常凯：逃亡18年，跟坐牢差不多北京梨园汽车驾驶学校原校长刘常凯涉嫌诈骗罪，1999年外逃到美国。归案后，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在我来说，在国外就像坐了18年的牢，很寂寞，和坐牢差不多，没人跟你说话，你也说不了话，也没有人跟你沟通，虽然人出出进进，但是和坐牢差不多。”中国追逃火力全开十八大以来，除了国内的“打虎拍蝇”，在境外进行的追逃追赃被外界称为反腐“第二战场”，从“猎狐”到“天网”再到“红通”，中国追逃工作的快节奏、高强度可谓举世瞩目。 ·2014年6月27日中央决定设立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包含中央纪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外交部、公安部、安全部、司法部、人民银行等8家成员单位。中央纪委国际合作局作为办事机构，承担具体工作。·2015年4月22日按照“天网”行动统一部署，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集中公布了针对100名涉嫌犯罪的外逃国家工作人员、重要腐败案件涉案人等人员的红色通缉令，加大全球追缉力度。·2015年4月25日戴学民被缉捕归案，这是“百名红通人员”公布后的首个落网人员。·2016年11月16日备受舆论关注的“百名红通人员”头号嫌犯、浙江省建设厅原副厅长杨秀珠到案。·2017年4月27日《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关于部分外逃人员藏匿线索的公告》发布，通报曝光肖建明、蒋雷等22名外逃人员藏匿线索。 ·2017年12月1日“百名红通人员”周骥阳被缉捕归案，“百名红通人员”半数已经到案。逃跑迟早会被抓，早点投案吧！
李华波的贪污案发
从2006年开始，国家级贫困县——江西省鄱阳县财政局基金股工作人员李华波转出境外赌博资金高达9850万元人民币，现已逃到境外。而财政局局长风光依旧，儿子开名车、经营酒店。这一消息引起网民的极度愤慨，纷纷要求查明真相、严处责任人、挽回损失。9400万元专项资金被一股长鲸吞这一案件发端于2006年，经初步查实，李华波、徐德堂等人利用职务之便，逃避财政局划拨专项资金审批手续，用私盖伪造的公章、提供虚假对账单等手段，陆续将县财政局存储在信用联社城区分社基建专户中的资金9400万元，转至李华波、徐德堂预先注册的鄱阳县锦绣市政工程建设有限公司的账上。针对网民关于“(这些违法行为)为何在长达四五年的时间里没被察觉？”的问题，鄱阳县财政局局长欧阳长青说，李华波与徐德堂两人串通，每月由农信社提供给财政局的虚假对账单都显示专户的资金是安全的。而鄱阳县农村合作联社理事长吴智敏回应说，“家贼难防”，徐德堂与李华波两人关系要好，串通在一起作案，隐蔽得太深，农信社稽查了多次都没有发现。鄱阳县原名波阳县，1986年被国务院定为国家级贫困县，2010年地方财政收入仅为4.1亿元。鄱阳县财政局党组成员徐晓明说，经济建设股分管的资金主要是上级拨付用于病险水库、农田改造等。财政局局长：我完全不知情 愿接受调查这一事件在网上披露后，引发网友热议。“大旗江西省上饶市网友”说：“领导不参与分钱，能搞腐败吗？”“百度知道”的一名“热心网友”说：“一个小小的基金股长竟能贪污近亿元，且依然逍遥法外，除了愤怒，找不到别的词形容。”对上述质疑，鄱阳县财政局局长欧阳长青说，逃到境外的李华波给县财政局分管领导打电话告知已卷款逃往境外，自己得知情况后非常震惊，当即报案。事后查实，李华波从2006年就开始实施犯罪行为，这完全是他的个人行为。欧阳长青还称，自己没有参与其中，作为局长完全不知情，并愿意接受纪检部门的调查和媒体的监督。至于自己是否犯有渎职罪，有待相关部门调查确定。还有网友揭露“财政局长开了长天阁饭店把钱洗白”。对此，欧阳长青说，长天阁酒店是儿子欧阳松与人合伙经营的，自己2009年获知此事后，曾严厉要求儿子退出股份，但至今没有照办。至于儿子占多少股份、投资多少钱，欧阳长青回答：“我确实不知情。”对于网帖关于自己儿子开“保时捷”的豪车，霸着全县安置房廉租房工程的质疑，欧阳长青说，欧阳松是县里的一名交警，平时他开的车自己也叫不来名字；他是否参与廉租房工程，自己也不了解，希望有关部门对此进行调查。当记者提出对他儿子进行采访时，欧阳长青说，欧阳松“因患有精神疾病正在外地接受治疗”。对于网帖反映的欧阳长青1998年就犯有经济错误，触犯刑律，免于刑事处分，在外搞了两年传销后，回县又带病提拔等质疑，欧阳长青回应说：1998年，自己在鄱阳县古县渡区担任区委书记时，当年因发大洪水，区内一座围堤倒塌，受到开除党籍的处分；2001年，鄱阳县有关部门撤销了这一处分决定，自己先后被安排到城北指挥部、县经济环境服务中心和县政府办公室工作；2003年担任县财政局局长。期间，自己并没有从事传销活动。涉案资金去向大部分尚无答案对于“中国网事”记者有关近亿元资金被李华波、徐德堂贪污，是否用于澳门豪赌、损失如何挽回等提问，鄱阳县专案组有关人士说：事件发生后，县公安局紧急调度，迅速成立专案组，并由县经侦大队对涉案人员住所和社会关系调查布控，案件终结后会向社会公开。近亿元财政资金被侵吞 鄱阳县原财政局长被判刑19年江西省鄱阳县近亿元财政资金被侵吞案涉案人——鄱阳县财政局原局长欧阳长青10日被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9年。法院审理查明，2005年至2008年，欧阳长青担任江西省鄱阳县财政局局长期间，单独或伙同他人，利用职务便利，累计10次挪用公款4515万元人民币归个人使用，进行营利活动。在挪用公款过程中，欧阳长青共计11次收受他人财物220万元。2005年至2011年，欧阳长青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承接业务、职务升迁、工作调动等谋取利益，44次收受他人财物共计73．2万元。此外，欧阳长青的财产和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经责令其说明财产来源，尚有财物折合人民币516万余元不能说明来源，差额巨大。法院认为，欧阳长青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单独或伙同他人挪用公款进行营利性活动，已构成挪用公款罪。在挪用公款过程中及利用职务便利收受贿赂，已构成受贿罪。欧阳长青在担任鄱阳县财政局局长期间，不履行财政资金监管职责，致使李华波等人（另案处理）从财政专户中转出9400余万元公款潜逃，给国家造成特别重大财产损失及恶劣的社会影响，情节特别严重。据此，法院一审以受贿罪判处欧阳长青有期徒刑13年，以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以玩忽职守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9年。对其受贿所得赃款293．2万元以及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赃款赃物516万余元均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中国红通人员还有多少未归案
中国红通人员是指外逃在外的追逃人员名单，他们涉案金额较大，是国际刑事合作中极为重要的对象。截至目前，已有大批红通人员被成功抓获归案，但仍有一些外逃人员仍未归案。据中国公安部门公布的数据，目前全球范围内还有大约30名红通人员未能归案。虽然人数数量较少，但他们涉及的案件金额及影响仍然不容小觑。这些未归案的红通人员，大多已经隐藏在境外，通过对他们的追踪和抓捕，需要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合作和协调。为了更好的实现外逃人员的追逃，中国政府不断完善法制和加强国际合作。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加强对外追逃和追赃工作，加强国际刑事司法合作，实现对外追逃追赃的常态化长效化。未来，中国将继续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来保障国家利益和人民安全，彻底铲除外逃追逃现象。要实现全球范围内的红通人员的归案，需要各国政府的密切合作和协调，并提高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的效率。此外，也需要在国内加强监管和管理，尽可能减少类似的追逃现象的发生。相信通过各国政府的共同努力，最终所有的红通人员都将被成功抓捕归案，实现法律的公正和正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