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王崇志的命运
你好，
个人水平有限，但是用紫微斗数看大方向还是不会错的，
除非你提供的信息有误。
不过毕竟是免费解答，个人水平终究有限。如果你是要比较高的要求，建议花钱找人问。
若你要更权威的解答，度娘令东来吧，按照格式发你的帖子，他会在3天以内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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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
性别出生地出生年月日时并注明公历农历及是否有夏令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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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答范例：
也就是公历1968年12月9日的卯时对吧。这个盘命身空劫，从来花钱就很快，配合天梁阴煞天巫确实容易接近宗教命理，想象力丰富。虽然这盘的命财官迁没见到任何吉星，但毕竟本身是同梁，道德原则还是很坚守的。福德宫太阴权入庙，内心还是要求比较高的，也比较喜欢安静上档次的事物。综合来看，这个盘有着比较深的慈悲心，经常比较喜欢照顾别人，并且道德方面很难挑出什么毛病，但是吉星主要都分布在兄弟宫和奴仆宫一线，自己的吉星不多能力有限【普通人】，夫妻宫天机忌+羊恐怕老公和你的关系有些问题并且容易和你分开。2015年走紫微破军，这个宫位吉星确实很多，同时紫微化科，今年的眼光、水平会有不错的提升，配合左右昌曲和大运的文昌科，若有升职考试不妨多多参加，另外大运财帛宫会照天机禄，经济上确实会有一定的提升，不过幅度不大。现在是已卯月，也就是3月6日-4月5日，这个时间段是今年财运最好的时候。壬午月财运较差，但是你的进取心会增加，可能会做事更加上进。甲申月财运也不错。重点把握已卯月甲申月戊寅月，注意壬午。同时，今年有一种容易大起大落，环境变换，去旧更新的性质【紫微破军，可以比喻为破军先把原先的破坏了，紫微皇帝再来建设，且紫破加吉，建设的力度更大】，这种变化的性质往往是突然且难以预料及控制的，并且主体是往好的方向，不妨争取。
以上就是我的回答范例。MMake sure your information is complete or not.
不把你的信息按照规范补全我是无法解答的。欢迎来追问。盗版者没有能力提供追问解答服务，因为他们就没花钱学过。在下虽然是初学者，但大方向的问题还是绰绰有余的。
时间一定要搞清楚，精确到时辰，及出生地。时辰对格局影响不少，安星诀中的文昌文曲（吉）火星铃星（煞），命坐宫位及14正曜的排布，及重要杂曜的分布都是按照时辰安星的。时辰也能决定你是否能够得到月支的左辅右弼吉星及年支的天魁天钺吉星。
若是推算你本人的。请把信息补全了来追问我。信息若不全则恕难从命。如果算的不是你本人，那么我也难以从命。如果是剖腹产，那么你给的时间一般只能作为参考，难度较大，剖腹产问题建议花钱找专业的人去定盘。
如果是很高端的具体事情的问题，建议找人用奇门遁甲去问，这种问题也就不大可能是在知道平台能解决的了。
不过鉴于很多求测者的心态还不够精纯，往往就算受到了帮助还会迷茫的不断继续找人求测甚至花钱求测，我本人也是经历过这个历程的——这样的帮助好比治愈了病人的身体但没有治愈他们的灵魂，典型的治标不治本。鉴于此，我想我有必要加上一段话：
如果中国传统术数（依据出生时间来起盘推测的）最后能与科学联系起来，那么得到的结论恐怕就是“时间存在编码”了。
人的基因是编码，电脑的程序也是用编码的，人工智能还是编码，这些东西如果说其本质，并无不同——“信息特征”（见《信息、生命与智能》（清华大学出版社））
同理，《硅谷禁书》中一直强调吸引力法则——你内心中的内在本质、特质会吸引你的遭遇，你的遭遇中很大一部分是你内在的产物。改变了你的内在，让自己充满正能量，真诚渴望-主张权力-势必占有 三点一线， 来改造自己的"内在编码.
综上,人的命运决定的编码很多.时间编码(出生时间）、基因编码、后天塑造的内在编码等。
Luckly，生命体作为复杂系统，具有一些编码所没编出来的特性。如思维的涌现、创造力等；《信息、生命与智能》是清华大学的一位院士写的，里面揭示了生命体的本质是信息特征，与人工智能并无本质区别。而区别主要在于复杂系统的生命具有进化的功能，这是人工智能目前远远不及人类本身的原因。所以，命运后天是当然能改变的，我们改变不了时间编码，但是作为复杂系统的我们不仅可以对自己的gene进行进化，也能对自己的内在特质进行进化——这恐怕就是《硅谷禁书》为何对当时的人影响那么大的原因了，因为贯穿全书最重要的就是告诉你吸引力法则，然后让你依此进行对自己内在特质的进化。
西点军校学员的一个很重要的素质就是——不要找借口，没有什么不可能。带着必胜、必须完成的信念想各种办法去做，不可能的很可能会变成现实。
拿破仑也是这类人——没有什么不可能。
人的命运，可以简单分为外在环境因素与内在本质因素。当你的内在足够强大、稳固的时候，外在环境不管是狂风暴雨还是风和日丽，你都可以做出一番成就。英雄或许暂时无用武之地，但他依然是英雄——总会找到擂台的。
我是想说——当你用术数给自己判断运势的时候，你应该带入师爷的思想：即如果怎样就会怎样。
当你去执行的时候，你应该带入西点军魂：不要找借口，没有什么不可能。
个人特质的养成是需要沉淀的。除了用术数了解自己外，也建议做适当的事情进行人格的雕琢。特别推荐《西点军魂》《硅谷禁书之吸引力法则》等。
如果想成为“掌舵者”，古今中外的历史一定要涉猎，并有合适的思维工具来挖掘历史的深度——如从对越自卫反击战中用合适而高效的思维工具挖掘出邓爷爷的政治水平（一举N得，不仅震慑了苏联，缓解了边境危机，对美国的外交做出了回应，还加强了自己的影响力，稳定了国人的心，稳定了东南局面，从而一举可以设立那几个经济特区，进入改革开放的时代。在苏联陈兵百万于北境的时候有如此魄力如此迅速的做出了这样的决定。反正我是佩服的五体投地了，看看人家多么的稳健，多么的高明！），从而会让你有一番深刻的感慨的。
我虽然也学习术数，但我内心中更清楚：关键是你要想成为什么人。
我的心中有一个皇帝——“协调之魂”，有师爷，也有将军。当我决策的时候我带入“皇帝”的思想及群臣的意见。当我执行的时候完全是“将军”的状态——贯彻西点军魂的意志，不找借口，立即行动，化不可能为可能。
所以，我会斗数，我也找人用八字、奇门等预测过自己。大方向知道了，我的心里就抛下了术数，侧重于规划实践了。毕竟，无论是什么术数都是虚的东西——更实在的是你如何雕琢自己，制定方针，协调出你的成功。
在接触了《信息、生命与智能》这本清华院士写的书后，我对传统术数的看法也大变——我知道决定人类命运的是好几套编码共同起作用的，生命的本质是信息特征，而传统命理只不过是其中之一；而作为复杂系统的我们具有进化的能力，故而无需过分倚重传统术数预测的结果！
这些书目和方法只是给你一个参考，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色，不过有一条几乎是通用的——更好的书，是你身边比你强的人，一定要多去读他们！
其实，能用术数预知并规划，能把哲学用于实践，能进行自我塑造来改进个人本质，三者构成的格局一旦强到了一个程度，将会有明显的改运力量——因为你已经是architect了。虽然个人会受时间编码的影响，但是你已经试图利用自身为复杂系统的优势去自我编码自己，那就已经是本质性的改造了！
故，特此推荐《硅谷禁书》《信息、生命与智能》。希望你掌握改造自己的方法，优化自己的命运！
至于财运类问题，我这么说吧。《硅谷禁书》中说：不择手段赚钱的人和懂得赚钱的实质的人的命运和财运截然不同。赚钱的深层点的实质——就是扩大个人的生产能力。如果抓财富、地位的空壳子，最后会发现我们得到的是一场空。如果我们抓其实质——如地位的实质是提升个人价值，财富的实质是内心富有及扩大个人生产力，那么最后这些实质必然会吸引相应的事物过来。（这就是所谓的吸引力法则）——不知道这句话是否能真的对你有所启发呢？【这本书是美国的一个大资本家写的】
【虽然这个不属于术数命理，但要想养成好的人格特质，要想治本，要想真的对你有帮助，我不得不加上这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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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的经典事件有哪些
“凤毛丛劲节，直上尽头竿”
嘉靖四年(1525年)，当张居正在荆州江陵(今属湖北)的一位秀才的家里呱呱坠地的时候，其先祖的余荫对他早已不能关怀庇护，迎接他的只是曾祖父的一个白龟梦。梦中的月亮落在水瓮里，照得四周—片光明，然后一只白龟从水中悠悠地浮起来。曾祖父认定白龟就是这小曾孙，于是信口给他取了个乳名“白圭”，希望他来日能够光宗耀祖。
白圭的确聪颖过人，很小就成了荆州府远近闻名的神童。嘉靖十五年，十二岁的白圭报考生员，其机敏灵俐深得荆州知府李士翱的怜爱，他嘱咐小白圭要从小立大志，长大后尽忠报国，并替他改名为居正。这一年，居正补府学生。四年后，才高气傲的张居正又顺利通过乡试，成为一名少年举人。湖广巡抚顾璘对他十分赏识，曾对别人说“此子将相才也”，并解下犀带赠予居正说：“希望你树立远大的抱负，做伊尹，做颜渊，不要只做—个少年成名的举人。”嘉靖二十六年，二十三岁的张居正中二甲进士，授庶吉士。
庶吉士是一种见习官员，按例要在翰林院学习三年，期满后可赐编修。张居正入选庶吉士，教习中有内阁重臣徐阶。徐阶重视经邦济世的学问，在其引导下，张居正努力钻研朝章国故，为他日后走上政治舞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明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废丞相，设内阁，其职能相当于皇帝的秘书厅。首席内阁学士称首辅，实际上也就是宰相。张居正入翰林院学习的时候，内阁中正在进行着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当时的内阁大学士只有夏言、严嵩二人，二人争夺首辅职位，结果是夏言为首辅，然后被严嵩进谗接着被杀，严嵩为内阁首辅。
对于内阁斗争，作为新科进士的张居正自然没发言权。但通过几年的冷眼观察，他对朝廷的政治腐败和边防废弛有了直观的认识。为此，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张居正以《论时政疏》(《张文忠公全集》卷一五)首陈“血气壅阏”之一病，继指“臃肿痿痹”之五病，系统阐述了他改革政治的主张。而这些自然没有引起明世宗和严嵩的重视。此后，在嘉靖朝除例行章奏以外，居正没再上过一次奏疏。
嘉靖三十三年，张居正借口请假养病，离开京师来到故乡江陵。休假三年中，他仍不忘国事，亲身接触农民。家境本就贫寒的居正，在乡间体会到了人民的辛劳、饥寒和痛苦。他在《荆州府题名记》(《张文忠公全集》卷九)中说：“田赋不均，贫民失业，民苦于兼并。”这一切不禁使他侧然心动，责任感让他重返政坛。
嘉靖三十六年，张居正仍回翰林院供职。这时的他在苦闷思索中渐已成熟，在政治的风浪中，他模仿老师徐阶“内抱不群，外欲浑迹”，相机而动。嘉靖四十三年，居正进宫右春坊右渝德，深谋远虑的徐阶荐居正为裕王朱载垕的侍讲侍读。逾德只是个虚衔，但由于裕王很可能继承皇位，侍裕邸讲读就不是等闲之职了。在裕邸期间，“王甚货之，邸中中宫亦无不善居正者”(《明史．张居正传》)。四十五年，居正掌翰林院事。
这一年，世宗殁，裕王即位，是为明穆宗。张居正的机会来了。隆庆元年(1567年)，他以裕王旧臣的身份，放擢为吏部左侍郎兼文渊阁大学士，进入内阁，参与朝政。同年四月，又改任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这年张居正四十三岁，此时的他大概不会忘记自己十三岁写下的诗句“凤毛丛劲节，直上尽头竿”。三十年后，他终于在暗暗的较量中“直上尽头手”了。
“摄夷蛮骚乱，锄当路芝兰”
入阁以后的张居正并没有为个人的升迁而自鸣得意。这时的明王朝，内则土地兼并，流民四散，草译祸起，国家帑藏空虚，用度匮乏；外则北方鞑靼进兵中原，制造“庚戌之变”，南方土司争权夺利，尤其岑猛叛乱，“两江震骇”，东南倭寇骚扰沿海，民不聊生。面对这些，张居正无法轻松。
而更使张居正感到担心的还是内阁内部日益白热化的政治斗争。自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严篙倒台后，徐阶继任首辅。他和张居正共同起草世宗遗诏，纠正了世宗时期的修斋建醮、大兴土木的弊端，为因冤案获罪的勤勉朝臣恢复宫职，受到了朝野上下的普遍欢迎。但不久，隆庆二年(1568年)，七月，徐阶终因年迈多病，举筹失措而被迫归田。次年，徐阶的老对手高拱重回内阁兼掌吏部事，控制了内阁大权。高拱当政期间，起用了一批人才，仕路稍清。
张居正曾是高拱知己，后发生嫌隙。高拱又和权宦冯保不和。隆庆六年，穆宗病殁，年仅十多岁的神宗继位。高拱因自己口无遮拦触动太后神经，加之冯保扇鬼火，太后以“专政擅权”之罪令高拱回原籍。（正是张居正从中作梗）这样，张居正就成了首辅，从此独掌国家大权达十年之久。
平心而论，徐阶和高拱都是十分能干的首辅，他们为巩固明王朝的统治作了不少具体和局部的努力，然而终因缺乏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改革弊政的才干与气魄，到张居正继任首辅时，明王朝仍然是危机重重。张居正清醒地认识到，小修小补已无法挽救明朗的覆亡，只有进行大刀阔斧的全面改革，才能使国家真正走出困境。早在隆庆二年八月，他托《陈六事疏》(《张文忠公全集》卷三六)中，从省议论、振纪纲、重沼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等六个方面提出改革政治的方案，其核心就是整饬吏治，富国强兵。他批评空作王霸之辩的人“不知王霸之辩、义利之间在心不在迹”，而误认为“仁义之为王，富强之为霸”(《张文忠公全集》卷三一《答福建巡抚耿楚侗谈王霸之辩》)。明确地把解决国家“财用大匮”作为自己的治国目标。而要实现这个目标，首先巩固国防，整顿吏治。
还在隆庆年间，入阁不久的张居正在首辅徐阶和内阁重臣高拱的支持下，主持了固巩边防的工作。
隆庆四年，鞑靼首领俺答汗进攻大同，计划称帝。居正闻悉俺答的孙子把汉那吉，携妻比吉和乳母的丈夫阿力哥共十几人情求内附，大同巡抚方逢时和宣大总督王崇古决策受降。鉴于此事非同小可，张居正写信，要祟古立刻把详情“密示”于他。原来，俺答的第三个儿子死时遗一小孩即把汉那吉，把汉那吉长大娶妻比吉，后爱上姑母之女三娘子并再娶。然而，身为外祖父的俺答也爱上了三娘子意据为己有。于是祖孙之间为一个小女子心中结怨，演出失恋青年离家投汉的一幕。
居正接到报告，再次写信给崇古，要其妥善安排把汉那吉，并派人通报俺答：“中国之法，得虏酋若子孙首者，赏万金，爵通侯。吾非不能断汝孙之首以请赏，但彼慕义而来，又汝亲孙也，不忍杀之。”(《张文忠公全集》卷二二《答鉴川策俺答之始》)然后，指授方略，要祟古、逢时奏疏皇上纳降。朝中很多人极力反对，认为敌情叵测．果然俺答的骑兵如黑云压城至北方边境。祟古早在居正授意之下作好战事准备并以其孙要挟，俺答终于被迫妥协。居正顺水推舟应俺答之求，礼送把双那吉回乡，俺答则把赵全等叛臣绑送明室。
把汉那吉穿着皇上官赐的大红丝袍回鞑靼帐幕。俺答见到非常感动，说以后不再侵犯大同，并决定请求封贡、互市，和明友好相处。
隆庆五年，穆宗在居正等人的力劝下，诏封俺答为顺义王，并在沿边三镇开设马市，与鞑靼进行贸易。北部边防的巩固使张居正可以把注意转向国内问题。
“以心奉尘刹，不求自身利 ”
作为—个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张居正对明王朝所面临的问题有深刻认识的。他认为当时国力匮乏和盗贼横行都是由于吏治不清造成的。官吏贪污，地主兼并，引起“私家日富，公室日贫”(《张文忠公全集》卷二六《答应天巡抚宋阳山论均粮足民》)，加之皇帝的穷奢极欲，百姓因此才饥寒交迫，落草为寇。由于张居正客观地分析了当时的社会矛盾，正确地把握了问题的实质和关键，这才使他的改革能够顺应历史的潮流，并受到广泛的欢迎。
基于上述看法，张居正决定从整顿吏治开始他的改革。万历元年(1573)十一月，张居正上疏实行“考成法”，明确职责。他以六科控制六部，再以内阁控制六科。对于要办的事，从内阁到六科，从六科都到衙门，层层考试，做到心中有数。改变了以往“上之督之者虽谆谆，而下之听之者恒藐藐”(《张文忠公全集》卷三八《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的拖拉现象。考成法的实行，提高了各级部门的办事效率，而且明确责任，赏罚分明，从而使朝廷发布的政令“虽万里外，朝而而夕奉行”(《明史．张居正传》)。
张居正整饬吏治的目的主要还是“富国强兵”，这条红线贯穿于他的改革之始终，实行考成法的最大收获也正在于此。
张居正在施行考成法时，将追收逋赋作为考成的标准。万历四年规定，地方官征赋试行不足九成者，一律处罚。同年十二月，据户科给事中奏报，地方官因此而受降级处分的，山东有十七名，河南二名；受革职处分的，山东二名，河南九名。这使惧于降罚的各级官员不敢懈怠，督责户主们把当年税粮完纳。由于改变了拖欠税粮的状况，使国库日益充裕。据万历五年户部统计全国的钱粮数目，岁入达435万余两，比隆庆时每岁所入(含折色、钱粮及盐课、赃赎事例等项银两在内)250余万两之数，增长了74％(《明通鉴》卷六七)。财政收支相抵，尚结余85万余两，扭转了长期财政亏虚的状况。正如万历九年四月张居正自己所说的：“近年以来，正赋不亏，府库充实，皆以考成法行，征解如期之故。”(《张文忠公全集》卷四五)可见，实行考成法虽是一种政治改革，但它对整顿田赋、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起了很大作用。
但是仅靠考成法增加的收入仍是有限的，仍远远不能满足王公贵族的无限挥霍。张居正认为人“古之理财者，汰浮溢而不骛入，节漏费而不开利源”。理财还是要以节用为主。他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几乎都在围绕这个中心进行。
比如他通过加强对官吏的考核，裁减冗员，节省朝廷的俸禄开支。据对“两京大小九卿及各属，有沉滥者裁之”，竞“汰冗员二三”。同样，张居正也通过各种途径削减朝廷的军费开支。一方面与鞑靼人修好，通贡互市，保持边境安定，减少战争费用，另一方面也大量削减抚赏开支。到万历二年，北边“三镇二岁之中，所费不过万余，而所省已百余万”。还通过减客兵，清粮糗的办法减少支出，“岁所省，儿得数十百万”。
同时，张居正还要求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皇帝勒紧裤带，和大家一道过紧日子。他不仅多次向神宗提出“节用爱民”，“以保国本”，而且在皇室的奢侈性花费上，也是锱铢必较，寸步不让。万历七年，神宗向户部索求十万金，以备光禄寺御膳之用，居正据理力争，上疏说，户部收支已经入不敷用，“目前支持已觉费力，脱一旦有四方水旱之灾，疆场意外之变，何以给之?”他要求神宗节省“一切无益之费”。结果，不仅免除了这十万两银子的开支，连宫中的上元节灯火、花灯费也被废止。在张居正的力争下，还停止重修慈庆、慈宁二宫及武英殿，停输钱内库供赏，节省服御费用，减苏松应天织造等，使封建统治者的奢侈消费现象有所收敛。
对于自己的用度，张居正也是力戒奢华。纂修先皇实录，例得赐宴一次。张居正参加篆修穆宗实录，提出辞免赐宴。他说：“一宴之资，动之数百金，省此一事，亦未必非节财之道”他还请求将为明神宗日讲的时间放在早上，可以免晚上的灯火费用。
张居正在整顿吏治、厉行节约的过程中，不仅自己廉洁奉公，[1]而且对家属也严格要求。儿子回江陵应试，他吩咐儿子自己雇车；父亲生日，他吩咐仆人带着寿礼，骑驴回里祝寿。万历八年，居正次弟张居敬病重，回乡调治，保定巡抚张卤例外发给“勘合”(使用驿站的证明书)，居正立即交还，并附信说要为朝廷执法，就不能以身作则。对于明王朝来说，张居正确实是难得的治国之才。他早在内阁混斗、自己政治生命岌岌不保的时候，写过一偈：“愿以深心奉尘刹，不予自身求利益。”他的确是做到了。
“量尽山田与水田，只留沧海与青天”
作为一名杰出的理财家，张居正深知只顾节流尚不足以解决问题。而要彻底改善国家财政状况，还需要进一步开辟财源，增加收入。
但张居正反对通过“开利源”来理财，因为在他看来，“夫天地生财止有此数，设法巧取，不能增多”他早年曾较多接触下层人民，深深懂得安民养民后国富的道理，他指出：“窃闻致理之要，惟在于安民。”那么，如何才能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呢?当时明王朝的庞大机器都由田赋支撑，而田赋收入因土地兼并和负担不均而很难增加。为此，张居正提出惩办贪污，清理欠赋和清查田亩等三项措施，其中尤以清查田亩声势浩大。
万历六年(1578年)，张居正以福建为试点，清丈田地，结果“闽人以为便”。于是在万历八年，张居正上疏并获准在全国陆续展开清丈土地，并在此基础上重绘鱼鳞图册。
全国大部分地区根据户部颁布的《清丈条例》对田地进行了认真的清丈，但也有一些地方官吏缩短弓步，溢额求功。如浙江海盐“水涯草堑，尽出虚弓，古冢荒塍，悉从实税。至于田连阡陌者，力足行贿，智足营奸，移东就西，假此托彼。甚则有未尝加弓之田，而图扇人役积尺积寸，皆营私窖。遂使数亩之家，出愈增而田愈窄焉。”然而由于大部分州县清丈彻底，革豪右隐占，额田大有增加。万历八年，全国田地为7013976顷，比隆庆五年(1571年)增加了2336026顷。随着额田的增加，加之打击贵族、缙绅地主隐田漏税，明朝田赋收入大为增加。尽管张居正清丈田亩、平均赋税的做法被海瑞等人认为是下策，并不能真正解决民间赋税不均的问题。但从理财的角度看，清丈田亩对于朝廷比较全面准确地掌握全国的额田，增加财政收入起了积极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它还为不久推行“一条鞭法”的赋税改革创造了条件。
张居正很清楚，仅靠清丈田亩还远远不能彻底改变赋役不均和胥吏盘剥问题，不进一步改革赋税制度就无法保证中央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将会有更多的贫民倾家荡产，不利于社会的安定。赋役改革是一个十分棘手的事情，一旦过多触犯权宦土豪的利益，弄不好就会引起强烈的反对，使自己的所有心血前功尽弃。
当时，不少地区已在试行适应本地区的赋役改革方案，如应天府(今江苏南京)的“里甲银”，浙江、广东的“均平银”，福建的“纲银”，还有江南的“十段锦”，以及有些地区的“一条鞭法”等。
一条鞭法最早于嘉靖十年(1531年)二月，由南赣都御史陶谐在江西实行，取得了成绩。当时御史傅汉臣曾上疏说：“顷行一条鞭法。……通将一省丁粮，均派一省徭役。……则徭役公平，而无不均之叹矣。”此后王宗沐在江西，潘季驯在广东，庞尚鹏在浙江，海瑞在应天，王圻在山东曹县也都实行过一条鞭法。海瑞在应天府的江宁、上元两县“行一条鞭法，从此役无偏累，人始知有种田之利，而城中富室始肯买田，乡间贫民始不肯轻弃其田矣”，做到了“田不荒芜，人不逃窜，钱粮不拖欠” 。
万历五年，山东东阿知县白栋推行一条鞭法，全县钱粮均按地丁起科。但由于这种做法 触犯了官绅的利益，他们便制造浮言，户科部给事中光懋说：“至嘉靖末年，创立条鞭，不分人户贫富，一例摊派；……然其法在江南犹有称其便者，而最不便于江北。如近日东阿知县白栋行之山东，人心惊惶，欲弃地产以避之。请敕有司，赋仍三等，差由户丁，并将白栋纪过劣处。”幸亏张居正及时派人前往东阿巡察，才知道光懋歪曲事实。于是张居正拟旨答复：“法贵宜民，何分南北?各抚按悉心计议，因地所宜，听从民便，不许一例强行。白栋照旧策励供职。”又致书支持白栋的左都御史李世达：“条鞭之法，近旨已尽事理，其中言不便十之一二耳。法当宜民，政以人举。民苟宜之，何分南北。”
张居正认为一条鞭法不仅不应反对，而且可以“不分南北”，在全国普遍推广。万历九年，他终于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一条鞭法。
—条鞭法是中国田赋制度史上继唐代两税法之后的又一次重大改革。它简化了赋役的项目和征收手续，使赋役合一，并出现了“摊丁入亩”的趋势。后来清代的地丁合一制度就是一条鞭法的运用和发展。
一条鞭法的施行，改变了当时极端混乱、严重不均的赋役制度。它减轻了农民的不合理赋役负担，限制了胥吏的舞弊，特别是取消了苛重的力差，使农民有较多时间从事农业生产。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一条鞭法所实行的赋役没有征收总额的规定，给胥吏横征暴敛留下了可乘之机，这是它的主要不足。
张居正的理财并不限于一味地为朝廷公室谋利，而且也十分重视人民的实际生活。他通过多种渠道设法减轻人民的赋役负担，有时还直接提出减免人民的税负。万历十年，随着清丈田亩工作的完成和一条鞭法的推行，明朝的财政状况有了进一步的好转。这时太仆寺存银多达四百万两，加上太仓存银，总数约达七八百万两。太仓的存粮也可支十年之用。这年二月，张居正上疏请求免除自隆庆元年(1567年)至万历七年(1579年)间各省积欠钱粮。另外，张居正还反对传统的“重农轻商”观念，认为应该农商并重，并提出“省征发，以厚农而资商；……轻关市，以厚商而利农”的主张。因此也反对随意增加商税，侵犯商人利益。这些做法顺应了历史的发展潮流，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百姓的负担，缓和了一触即发的阶级矛盾，对历史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面劳瘁于国事，人亡而政息 ”
张居正于国事日以继日地奔忙，连十九年未得见面的老父文明去世，他都未能服丧守制。万历九年(1581年)，五十七岁的居正，终于劳累病倒。
万历十年六月二十日，居正病逝，舍弃了他十六年始终不放的权力，十年来竭诚拥裁的皇帝，撒手人寰。死后，神宗为之辍朝，赠上柱国，谥“文忠”。他带着平生的抱负埋入了江陵的墓地，可他哪里知道，自己一生为国任劳任怨的功德，换来的竟是家族子孙的大难。
张居正一切的改革着已于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因而不得不在某些方面损害一些官僚、大地主的利益。他自己在政策及用人上也存在一些失误，他死后，有些人就开始了肆意的报复和攻击。而神宗呢? 居正在位时，他不是一直尊其为师吗？那是出于需要与无奈。他早已耿耿于居正的震主之威。据传，一日万历读书，念到“色勃如也”时，误将“勃”读成了“背”。突然听见身边一声大吼：“这个字应该读‘勃’！”居正这一声大吼，让万历真的有些“勃如”了。但碍于居正当权，没有发作。但从此，居正在万历心里便不是敬爱，而是敬畏了。居正当国十年，所揽之权，是神宗的大权，这是居正效国的需要，但他的当权便是神宗的失位。在权力上，居正和神宗成为对立面。居正的效忠国事，独握大权，在神宗的心里便是一种蔑视主上的表现。这是帝王的逻辑！居正既死，神宗这个已经成年的以享乐和追求财富积累为天性的年轻皇帝，开始寻找一种复仇的快慰。
张居正逝世后的第四天，御史雷士帧等七名言官弹劾潘晟，神宗命潘致仕。潘晟乃居正生前所荐，他的下台，标明了张居正的失宠。
不久，言宫把矛头指向张居正。神宗于是下令抄居正家，并削尽其宫秩，迫夺生前所赐玺书、四代诰命，以罪状示天下，还差点刻棺戮尸。他的家属饿死的饿死，自杀的自杀，流放的流放，逃亡的逃亡，一代能相之家竟落得如此可悲的下场。
人亡而政息，居正在位时所用一批官员有的削职，有的弃市。而朝廷所施之政，也一一恢复以前弊端丛生的旧观。致使刚刚中兴的明朝，又走开下坡路。整个神宗一朝，没有人敢为居正呼冤。
然而国衰而思良臣。直到天启二年(1622年)，明熹宗为激励臣下，才想起昔日的大功臣张居正，予以复官复荫。然一切俱已晚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