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怎样对待历史？
通常人们认为，历史是过去的事情，只能说明过去，所以没有必要纠缠于历史，把历史问题看得太严重了。这十分不妥。
历史所载都是旧东西，但怎样记载、怎样看待旧问题，却反映着当代人们的思想与立场。不同的人，将运用不同的手段，选取不同的题材去述说历史、编写历史。历史影响着我们的思想活动，也影响着我们对历史的看法。同时，必须正视，正如那位影响深远的意大利史学家、哲学家克罗齐所言：“只有现实生活中的兴趣才能使人类研究过去的事实”（转引自《人心中的历史》第143页）。所以，他指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有三层含义：“一、研究历史总是现实现刻的思想活动；二、历史研究是由现时的兴趣引起的；三、历史是按现时的兴趣来思考和理解的”（见《人心中的历史》第144页）。既然如此，就不难认识问题的严重性了。
我们是从历史中走来。历史影响着我们，也在某种程度上支配着我们。当前，为什么日本国内会从上至下刮起一股历史的“翻案风”呢？为什么政府同意修改历史教科书、公然同意篡改历史呢？为什么极右势力疯狂叫嚣，要为东条英机等甲级战犯鸣不平呢？为什么不少人热衷于参拜，热衷于“战败日”的祭鬼活动呢？说穿了，他们不只想改写历史，立足点是要改变现实。怎样对待历史，将决定其未来的走向。弄得不好，历史将在现实中重演，日本很有可能走上历史的老路。这并非危言耸听。
应当承认：很多日本人参与以上活动是出于无知，出于凑热闹，出于认识不清，甚至是怀有善良的意愿，或是仅仅出于对亲人的缅怀。这次日本政府为了体现善意，花费巨资邀请千名中国学生去日参观，从青少年一代抓起，以改善日中关系，这也是很好的事情。但是，必须指出：若没有正确的历史观，日本政府的所作所为仍将误导国民，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善中日关系，改变日本在世界人民心中的形象。对历史认识的不一致，只能导致人们现实活动的不一致，并很可能促使矛盾向对立和冲突的方向发展。
作为国家政府，应当想方设法凝聚人心、保护积极因素、振奋民族精神、发扬优秀的民族传统。然而，这一切，必须建立在正确的历史观上去做，才站得住脚，才是对的，才能收到好的效果。
日本人有许多优点和长处。这些优点和长处，值得他国人民、当然包括中国人民去学习和借鉴。一个弹丸之地的岛国，为什么能在二战中发挥出那么巨大的威力与能量？为什么在历史上能外拒强敌入侵，并在近代多次打败中国甚至打败俄国等大国？为什么二战之后不长时间，就能在一座废墟之上创造出经济奇迹？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在于日本人的优点与长处。但是，日本人最突出的短处是：讲团结而忽视理智，顽强奋斗有余但容易走上极端。从而使得日本人成于斯亦困于斯，命乖运蹇。
其实，不管对一个人，一个集团，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来说，最重要的一点，不是别的，而是要有理智。而有无理智的第一要素，不是聪明与否，而是懂不懂事。所谓懂事，就是要明辨是非曲直，能以变应变。笔者看过不少日本小说和电视剧，发现一个问题，不少日本人就显得不够懂事。只要是上级说的，就盲目服从、不折不扣地照办；只要对集体有利，就不管是否正确、是否合乎情理，去坚决维护；只要自己认定了目标，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全力以赴而奋斗；甚至于只听亲友等“圈内人”的意见，对外一概排斥，管它是黑是白，有理无理……这怎么行呢？即使有时应该这样，但效果值得怀疑。中国人为人处事的特点是注重讲理，以理服人。古人就强调，将在外君令有所不从。即使是上级的指示，若有不当之处，也应善意指出；当时应该服从，但事后应该提出。这样的话，效率可能差些，但效果可能好些。更重要的是，如此才能形成一种良好的氛围，促使人人具有理智，按理智行事，防止犯大的错误，避免走向错误的深渊。
联想到日方的那些做法，人们不得不认真思考：那是在尊重事实，尊重历史吗？那是理智的做法还是在一意孤行？对历史都敢肆意捏造，那怎能培育正确的民族意识？在此情况下，日本政府想凝聚人心，振奋民族精神，其结果怎能防止再次形成一种令人生畏的邪恶力量？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历史是一门展示当代人们所想、所做、所求的心理活动的学问，也是一门揭示人们将会做什么、怎样做的行为科学的学问。
日本人必须明白：理智比什么都重要，唯有理智地对待历史，才能理智地对待现实；唯有推崇理智，才能完善国民的个性，避免由顽强转向顽固，再转向野蛮；唯有弘扬理智，正视历史，才能宽慰周边国家，并使世界人民放心。
各人都有各人心中的历史。但谁的认识正确，这不能由各人自己去决定。真理只有一个，事实胜于雄辩。大家都接受真理，直面事实，才能统一认识，避免矛盾的对立与冲突，营造出宽松和谐的现实。所以，强调要正确地认识历史、对待历史，是为了更好地认识现实、对待现实，也是为了更好地认识未来、把握未来。
人类已进入一个和平与发展为主旋律的时代，一切都在改变。经济利益只应也只能用经济办法去获取，争夺世界霸权或区域霸权将被世界人民反对。是坚决跳出“老一套”的时候了，是改变传统思维、实行政策转型的时候了！
有人说，历史是一门科学，有些牵强。然而，不能不说历史发展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历史不是陈年旧事的简单堆砌，时间相连的重大历史事件之间往往具有很强的内在联系，甚至是因果关系。历史规律不像自然规律那样清晰而反复地出现，但人类的历史，是一部人性不断完善与提升的历史。事实上，历史过程充满了辩证法，受到对立统一规律的支配。因为已有两次世界大战的恶性事件，不少人据此认为人性的发展是个变数，难以预测。然而，那是辩证法在起作用：有了两次大战的沉痛教训，物极必反，矛盾转化，才为人性的完善与提升打造起坚实的基础，提供了充要条件。人性的完善与提升，最终将促使人类脱离野蛮，促使人民的意志充分发挥主导作用。
人民创造了历史，最终将是历史的主人。历史的进程充满了偶然性，由此为各种各样的精英人物大显身手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但是，历史的进程最终要受必然性的支配，这种必然性，就是人民的意志，人民的力量。当然要注意，这里的人民，非指某团体或某民族，而是指全人类。唯有重视世界人心的走向，才能顺应时代潮流；唯有崇尚理智，才能深刻而清晰地洞察此点，从而在国际舞台上演出有声有色的话剧。
中国历史上记录历史的人叫什么官
中国历代均设置专门记录和编撰历史的官职，统称史官。各朝对史官的称谓与分类多不相同，但主要的可以分类记录类和编纂类两者。史官刚刚出现的时候以及发展过程中的很长时间，这两者是不大分别的，后来演化出专门负责记录的起居注史官和史馆史官，前者随侍皇帝左右，记录皇帝的言行与政务得失，皇帝不能阅读这些记录内容，后者专门编纂前代王朝的官方历史。
请列举出河南省的至少5个革命纪念地的名称及纪念的内容。
新县革命纪念地，位于绵绵起伏的八百里大别山腹地，原称新集，曾为河南、湖北两省的光山、商城、麻城、红安、大悟等县的交界地。
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1931年5月至1932年9月，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和省委在这里办公，指挥和领导根据地的斗争。该旧址位于新县县城中心首府路62号，大门上面悬挂着1980年徐向前同志题写的《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旧址》匾额。1988年，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鄂豫皖苏区首府博物馆座落在英雄山畔，依山傍水，气势宏伟，古朴庄严。南北两侧分别为凤凰山和英雄山，苍松翠柏，风景秀丽。全馆占地面积230亩，始建于1985年10月，2001年再次扩建英雄广场及大门和对陈列内容进行调整，陈列水平已达全国同行业先进水平。前国家主席李先念为该馆题写了馆名。馆内基本陈列为《风云大别山》共分四个部分即：鄂豫皖苏区的基本形成；空前发展，新集成为鄂豫皖苏区首府；重组红军，坚持大别山的斗争；红旗不倒，迎接全国革命的胜利。馆内专题陈列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将军的摇篮》，共分2个展厅，第一个为许世友、李德生、郑维山、高厚良等43名新县籍将军的事迹陈列；二厅是吴焕先、高敬亭、张体学、程坦等50位省军级以上领导人的生平事迹陈列；第二部分是《崛起的新县》，反映新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继承革命传统，艰苦创业，实现社会经济各项事业的快速发展，展示新县的今日新面貌。馆内陈列有国家一级文物，全国唯一一块保存完好，写在墙上的《中华苏维埃土地法令草案》。
箭厂河革命旧址群：箭厂河革命旧址群位于县城南13公里，是黄麻起义和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策源地之一，其著名纪念地有：列宁小学、红田、红25军政委吴焕先故居、红25军司令部旧址、红四方面后方总医院旧址等。
信阳革命纪念地
玉皇庙革命纪念地，位于淮滨县城西南邓湾乡邓湾村老街北庄。纪念地为台地，高2米，范围南北长50米，东西宽45米，一小沟环绕台地四周。1978年通过革命文物普查落实，确定该台地为1943年息新红军游击队革命活动纪念地。
玉皇庙原为潢（川）、固（始）、息（县）三县交界地。1934年初，国民党反动派，为对付当时活跃在淮（河）、洪（河）一带的息新红军游击队。8月，在邓湾乡玉皇庙召开三县保甲联席会议，准备镇压革命 力量。以崔华楼、郑伯英领导的息新红军游击队，出奇不意袭击了大会会场，全歼到会的伪联保主任、甲长及其它人员30余人。取得了一次重大的军事胜利。鼓舞人民在众，促进了息新地区革命斗争的迅速发展。
纪念地原有房屋数间，今已不存，现为邓湾村老街批庄耕地。1982年县人民政府公布为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在原址已树碑记其事。
河南省革命纪念地
1、驻马店市确山县竹沟镇确山村竹沟革命纪念馆
2、信阳市红色旅游系列景区（点）（新县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鄂豫皖苏区革命烈士陵园，首府路和航空路革命旧址，将军故里，商城县金刚台红军洞群等，罗山县铁铺乡红二十五军长征出发地）
3、南阳市叶家大庄桐柏英雄纪念馆
4、郑州市二七纪念堂
竹沟惨案的开始
11月11日拂晓，国民党和河南地方当局策划已久的、武装进攻竹沟的阴谋划开始了。进攻竹沟部队建设，为确山县六个中队，由孙星南率领；泌阳县八个中队，由张虎臣率领，信阳县两个中队，由张健康率领，总兵力约计两千人，由31集团军少将参谋、确山人耿明轩任指挥。他们选择我军分批开往敌后，竹沟留守处兵力大为减少之际，发动了围蓰。当时，住在竹沟我八团队留守处的部队建设，有两个中队和尖山区委来的一个班，除青年队有20多支土造步枪以及少数干部身边佩带的自卫手枪外，计有步枪150余支，苏联造转盘轻机枪一挺。事变发生前，党通过内线情报已知国民党将在11月10日夜间发动对竹沟的围攻。同时，刘少奇同志临行时，也曾一再叮咛，要留守处提高警惕，一旦有事，要注意东门的守备。因此，在10日夜间，留守处主任王国华同志曾经三次检查东门哨所。竹沟地委书记王景瑞同志三次向省委报告敌情，省委让竹沟地委撤出寨外，发动群众保卫竹沟，因为这一天小雨，因而迟疑未决。还是10日的黄昏时分，竹沟东门外的大街上来了100多人的壮丁队，据说是68军的壮丁，准备到泌阳去因天色已晚，便住在竹沟的东街上。因为这支壮丁队是徒手的老百姓，谁也没有注意他们，寨内寨外，主客之间相安无事，住了一夜。11日拂晓，住在寨外的留守处教导处一个中队已经起床到河滩上和往常一样地出早操，住在寨里的部队因为昨夜过于紧张，打开寨门之后，开始休息。在这当儿，河东街上的壮丁队出发了，先头部队已经过了河滩循着寨墙往南走去，后续部队约五十人左右突然闯进寨门，迅即登上寨楼，拿出暗藏的手枪，将守卫东寨楼的一个班13人全部杀死，一部分部队，已经深入到街中留守处的门前。在这万分紧急时刻，我警卫部队的炊事班，正在做饭，听到枪声、跑步声，知道敌人已经进寨，便主动地拿起武器，利用房屋封锁道路，坚决抵抗，使敌人不能深入发展。这时寨东南、东北两个碉堡的我军也开始了还击，截断了敌人向寨内的增援。接着一中队后备队在队长和指导员的指挥下全部登上房屋，与进寨敌人进行逐屋逐院的争夺战，并派出突击部队关闭了寨门。这时敌人不能前进，也不能后退，占据着东寨楼进行顽抗。北门的枪声也开始激烈（竹沟原无北门，我军为了群众通行方便，将寨墙挖了个缺口作为通路），枪声响起后北守备部队在群众的支援下用树枝、土袋等物临时堵塞了缺口。进攻部队虽然众多，但战斗力非常弱，始终不敢接近寨墙，不敢强攻。但东、北两门的战斗仍较激烈。战斗开始后，住在寨外的教导队二中队被阻于寨外与敌且战且退。由于西门敌军距离较远，进攻部队不够坚决，在中队长朱钫率领下，自西门进入寨内，并向东门增援，激战至晚，终于肃清了东门里的残敌，战斗开始停止下来。经过十个小时的激烈巷战，敌人在东门外被打死打伤最多。寨内寨外碉堡附近，都可以看到当街横陈的尸体。带头闯入寨门的匪首，据说是耿明轩，他始终在寨楼上指挥，他手下的几个打手都被我军打死在东门里的街上。在北门方面，敌人也被打死打伤不少。战斗开始后，我保卫部门坚决肃清了内奸、特务分子杨春堂的嫂子，内奸分子“杨大姐”等人。战斗中，我指挥机关设在西寨门的碉堡楼上。省委研究敌情，沉着指挥作战。竹沟地委的同志坚守西北寨墙，给进攻的敌人坚决的回击。张旺午、周庆鸣同志在省委指示下往来指挥于东、北两门，指挥着当时唯一的新式武器——苏联转盘式机枪射击，给进攻的敌人以无情杀伤。因而敌军的士气极为低落。在前锋突入，后援不继，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不得不逃出寨外，而结束第一回合的战斗。事变发生的当时，适遇省委电台发生故障，因而，未能及时向党中央和中原局发出报告，请求指示。12日这一天，敌军等待增援部队，只作一些侦察性的攻击。省委决定当夜突围。由于西路敌军系泌阳地装，其中有一个大队由我党同志所掌握，省委已经与之取得联系，决定由西门出发，向竹沟西南龙窝方向突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