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秀成与陈玉成哪个对太平天国贡献大？他们关系如何？
1859年之前是陈玉成重要，李秀成当时基本是配合行动。但由于陈玉成早亡，李秀成在整个太平天国后期的作用凸现出来。他们两人关系并不像传统课本上讲得那么充满友谊，而是充满争权夺利，勾心斗角。1860年8月下旬，陈玉成由常来苏，与李秀成会商，估计是两个议程：（一）分据苏南；（二）按照天王御前会议，在夺取苏州后，以一个月时间解决上海守敌，尔后回救安庆。李秀成当然不愿让步，陈李关系由潜伏转向明朗化。“苏省为忠逆独占，陈逆不嫌，每择繁华市镇，多设一卡，归英逆管”，(《锡金团练始末纪》)形成一地两个各不相隶政权的对峙局面。
李秀成比他的同侪懂得政治和人心相向的功能。他搜刮大批美女和珠宝解送天京，由此为幼天王表彰，”叔筹交库首顾国，功尚加功忠更忠“（《太平天国文书汇编》）；他也注意树立自己的仁爱形象，在进入苏州后，”赈流亡，薄赋敛“（《江表忠略》），“广施仁义，慈爱军民，约束手下各头目，勿许杀害良民，无故焚掠；迭出伪谕，远近张贴，招来四民，开设店铺，俾各复兴”（《鳅闻日记》），而且还身体力行，几次下乡安抚；与此同时，竭力扭曲陈玉成军。在他即将离开常州时，为扮演仁慈爱民，下令迅速解散女馆，以防受英王部下“蹂躏”。为使陈部在苏南难以立足，李秀成及其部队公然亮相，“假如伪忠王统下遇伪英王之兵卒，皆指为野长毛，是以各拥重兵为卫。苟不如是，人财两失，而居县上者亦不敢问。”（《劫余灰录》）两军相恶，上下同一，矛盾的公开化，路人皆知，已经到了难解地步。
陈李两人不和，也反映了两支大部队的相背。“八月(应为六月)，伪天王弟洪军师到苏，即调停忠、英两酋之误会也，贼中互相猜忌如此”(《劫余灰录》)。看来，洪仁玕调停并无多大成效。李秀成是再也不会交出既得权益，听任再分配的。
1860年10月，李秀成为拔去陈部在苏南最后一支军队，借口黄文金“统下擅违限期，不先申禀”(《海虞贼乱志》)，勒令他翌日交割常熟，返回芜湖守区，并调亲信忠殿丞宣、慷天燕钱桂仁镇守，当时还在常州的陈玉成得悉，极不高兴，“英王以常昭本非忠王手下所得，黄老虎虽属犯令，不肯独让主张”(《海虞贼乱志》)，故也派天京水师主将、详天福侯得隆(裕田)前来镇守。钱、侯常见有冲突，甚至兵戈几乎相见。
常热的换防，使陈玉成在苏南最后一块领地也全归于李秀成管辖了(常州、丹阳直隶于天京)。此后陈玉成因安庆吃紧、鞭长莫及，再也无暇插手。李秀成终于排挤了陈玉成势力，使其在江南无立足之地。此后，李秀成全力经营苏州和后来的杭州访地，再也不需以陈玉成为助，而且是有意无意地听凭陈玉成在天京上游孤军苦战，观其成败，充分反映了山头意识的泛滥。
太平天国时，李秀成和陈玉成，谁的贡献最大及表现？
李秀成的贡献较大。
其实很多著名的战役都是两人合作的。但在1862年以后，主要是李秀成在独撑危局，虽然他在很多问题上犯有这样那样的错误，特别是变节的事情为后人所诟病，但是，这丝毫不影响他作为太平天国乃至整个晚清一位举足轻重的农民政治家的地位。
我们看到李秀成在给洪秀全1858年的上书中指出的关键几点和后来提出的著名战略“让城别走”，就可以为他的战略眼光所佩服，他在上书中提出了一 整 套 纲 领 性 的改 革 计划，选 拔 人 才、宽 大 刑 律、体 恤 百 姓、任 人 以 贤等，比较 难 能 可贵的 是 他大 胆 举荐 石 达 开 出 任 领 袖 群 伦的总理军师。尽管这两点建议没有被洪秀全采纳，但是，他们的历史价值和实际价值不能受到低估。而且，我们注意到李秀成在江浙地区执行的一些政策已经走向天国极端宗教戒规的反面，这是继石达开之于江西之后的第二次有益的尝试。
然而，李秀成的缺点就像他的优点一样突出，一样给太平天国造成深远的影响。太平天国建都以后，保障上游的安全一直是既定方针，虽然这个方针有着一定的偏颇，但是主要方面还是正确的，第一次西征的成功也说明了这个道理，江南、江北大营尽管林立，但丝毫不能影响天京的供给，说明上游安庆或者说是安徽的得失在太平天国的政治天平上是举足轻重的。作为一个富有政治军事经验的领导人李秀成不会不知道这点的，然而，他却是计不及此，在第二次西征开始的时候，他就勉强应对，最后干脆擅自回师南下，使得本来可以重创敌人的大会战成为泡影。这时的李秀成已经越来越醉心于建立他自己的领地了，分封的观念逐步深入他的内心，当陈玉成在安庆血战之时，李氏兄弟手握重兵，居然以远水为名，拒绝救应，从古以来，凡是偏安江左的政权比较成功者均是抱定守江必守淮的大原则的，而李秀成竟然如此昧于大势，不能不说是一种短视的行为。洪 仁?指 出：“忠王既抚有苏杭两省，以为高枕无忧，不以北岸及京都为忧。”是 有一定道理的。此时的李秀成已经明显的把集团利益放 在全局观念上来做通盘的考量，他当然不会听进去洪仁?的劝告。未几，被洪仁玕言中，
安徽沦落以后，清军进而分兵攻略江浙，不过一年的光景，领地完全丧失。而且，在李秀成统治江浙地区时，他比较轻信和轻率，著名的内奸徐少遂就是这样浑水摸鱼的。在选拔将领方面他缺乏一定的判断力，苏州八王反水就是一个明证，反观陈玉成等人，部下很少如此大规模的叛变投降。李秀成的宽简在激烈的斗争中往往演化为一种放纵，容易被钻空子。这是他疏阔的一面。《太平天国通史》指出：李秀成在羽翼未丰之时，总是借助陈玉成兵团或者相互配合，而一旦等到掌握军权以后，李秀成坐大的现象就越来越严重。我们认为这个评价还是符合事实的。至少李秀成在后期的种种失误是他的脑子里面的某些个人主义有着重要联系的。当然，这和后期洪秀全执行的分封制度有着直接的关系，将领热衷于领地忽略于大局，最后只能走向崩溃。
下面，我们再来谈谈所谓自述变节的问题，这个话题在太平天国史学界争论很久了，一直是各执一说、互论短长。但是，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承认李秀成没有出现陈 玉 成、洪 仁玕那 样 的不 屈 而 死的 场面。当然，我们 不 能简单的 凭借 一个 不 屈 而 死 来 看 作 是英 勇 的唯 一 佐 证。
可是，作为政治家，首先是服膺他的信念和信仰，并对此作不懈的追求。政治气节是政治家必备的条件，否则，临危苟难岂不和政客无异？说到自述，我们可以看到，李秀成洋洋万言除了对天国失误的总结和自己经历的忏悔以外，就是对曾氏兄弟的部分吹捧。大谈收齐章程的要点。如果说这是一个韬晦的话，那么，我们要来看看什么是韬晦？韬晦的最重要的前提是实力的保存和感召力的存在。作为天平天国最高宗教领袖和号召者洪秀全已然死亡，李秀成的让城别走的能够实现的前提就是洪秀全作为主体，我们看看后来新捻军首领赖文光不就是以恢复天国为口号的吗？然而，今昔异势，老天王已经不在了，而洪天贵福下落不明，单独的恢复天国已经是基本是画饼。于是，就出来了以李秀成比作姜维的假说，好吧，我们就试着按照这一思路来看一下吧。
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当年三国姜维之于钟会的韬晦策略的演习，钟会为什么会和姜维结成政治同盟？因为钟会没有自己的班底，再者姜维是西蜀的人望，曹魏灭亡蜀汉，不存在比较大的正统与非正统的界定，至少界定范围很宽。然而，曾国藩呢？曾国藩确实在得意忘形的情况下说过：长江两岸无一处不张鄙人的旗帜。假如他易帜于南京，他可能会借助于李秀成去招抚他的旧部，但是，我们不要忘了一点，李鸿章在苏州杀降，曾国藩始终不报恶感，可见曾李在使用降将问题上主要论点是合而为一的，就是可以利用不能重用，可以使用，不能信用。有这个前提在，李秀成即使是暂时得全，但想成为曾国藩的政治同盟者岂可得乎？曾国藩的班底大家是知道的，都是封建正统观念的卫道士，他们就算是与满清为敌，也不会同他们心目中的反贼化友的。何况，太平天国在那时候中国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眼中除了妖魔以外还有其他的好感吗？曾国藩会大张旗鼓的利用李秀成为他壮大声势吗？那么他是想壮大力量还是想涣散队伍呢？改朝换代的君王，宁不虑此？说的通俗一点，李秀成虽然有利用价值，但是没有一点政治价值！
这就是他不可能成为姜维第二的主因，自然也就不能李代桃僵了。
其次，还有一个军心问题。司马昭为什么看透钟会无能为也？因为他知道大战之后，人心思归的道理。曾国藩在克复南京以后，手中直接掌握部众达十万人之多，是满清开国以来不要说是汉人领兵就是满洲贵州统军也不能望其项背的，但 是，这 支 部 队 在南 京 烧 杀 之后已经 不再是百 战 之 余的猛士了，而是急于 衣 锦 还 乡的匹夫了，如果曾 国 藩利用 他们 的剩 余 价 值 去平 定 内 乱 也许 还 有一点 强 弩 之 末，但是要作为 动 乱的 本 钱，可能就 是走 向 灭 亡的开始。古往今来，名不正则言不顺。熟读南北朝历史的一定知道南朝宋武帝的亲信谢晦在 反 叛时面对他 旌旗招展、精 锐 无 比 的荆 州 军说出了这番话： 恨 只 恨 不 是勤 王 之 师 啊。假 如 曾 国 藩 造 反，他 在石 头 城 上 的 感 叹 一 定 不 会 比 这位先 辈 更 离 奇。
此外，我们经常说曾国藩具有一定的政治野心，这是不必否认的，曾国藩意欲独步天下的野心是从来就有的。但是，凡事要有一个形势的对比，曾国藩适时虽然门生故里甲于天下，督抚十有其八出于湘系，但是，那是大家还在一条船上的时候，假如曾国藩敢于揭竿而起的话，我还是那句老话，第一批讨逆的先锋中一定有李鸿章的身影，因为就是避免连坐也是要来的，一旦形势变化不利于曾国藩的话，第一个杀了他的也一定是那些当年把他放在火上烤的人。当初，李鸿章的爱将刘铭传回忆，彭玉麟把类似劝进的书信转交给曾国藩之时，曾国藩将它活吞，说：雪琴如此试我，其心可诛。后面四个字自然是虚妄的。此段是李鸿章说给刘铭传的，想来应该可靠。以曹操那样的条件都拒绝行非常之事，曾国藩是大傻子吗？曾国藩的条件比曹操、朱元璋还要好吗？行非常之事，必要有非常之人佐之，曾的身边有荀彧、徐达吗？曾国藩以近乎知天命的年龄去做刘秀三十岁做的事情，我们觉得有可能吗？至于说到保存书稿我以为作为历史的另类见证的涵义可能比关门做皇帝的意淫心理来得实际吧。
